序章
序章 (第1/2页)尊敬的馆长阁下：
虽然早已听说过新加坡港的繁华，但置身其中仍然让我和汉密尔顿惊叹不已。这个从两百多年前的波斯海战开始就作为共和国最重要军港之一的城市，在不断扩建和接纳移民的过程中已经俨然成为拥有独特文化的海洋文明代表，无论食物、器具、住房、服饰，都可以看出与海洋有着密切关系。我和汉密尔顿家乡的港口尽管有不少历史比此地更悠久，却远远没有这么彻底的海洋化。“海洋化”是汉密尔顿创造的英语新词，我觉得它非常贴切地描述了新加坡这个令人惊叹的城市——如果“城市”的概念包括多达六百万人口和十二万平方公里面积的话。
因为一次被单方面安排的奇遇，我们总算明白为什么会有如此一帆风顺的旅途。您的好朋友李•巴奥瓦•野马上校在“白龙”号进港时早已等在了码头上。啊，对了，非常感谢您托他带来的馆藏资料抄本，它们正是我急需的文献。看得出您是经过精心挑选，并且始终在关注着我的研究。谢谢。
回到正题。这真是非常神奇的际遇。我和汉密尔顿都隐约察觉被共和国的大人物关照着，没想到照拂我们的人中居然还有来自新大陆的外交官。李上校解释说他只是来新加坡参加印度洋舰队和太平洋舰队联合举行的阅舰式，顺便受您的委托问候一下我们这两个不列颠人。但是健谈的李上校并没有掩饰对于我研究课题的兴趣：
“汉伯顿教授，您的研究非常有价值。无论在共和国还是平原联盟，我们这些局内人总是被各种常识束缚着，您却没有。在他所影响到的这许多国度之外，进行着和您类似研究的人应该也有，但对他了解得如此透彻的只有踏上求索之旅的您。仅仅只有您一个人。我相信您以旁观者的角度能够看到我们长久以来忽视的东西。您知道，现在的局势不容乐观，确切地说是非常糟糕。这涉及到他在两个多世纪前为世界划定的道路。你看，我们规规矩矩地按照他要求走着，但事情却越来越不对劲。而他这位通晓过去未来的先知却并没有说过该如何应对这种情况。”
这是我第一次被告知研究课题还有这么一层意义，我一直都认为这只是个单纯的学术问题，现在却和整个世界扯上了关系。事实上直到现在我还认为李上校似乎有些夸大其词。我是历史学家，我的研究成果从故纸堆中而来，最终也会回到故纸堆中。难道因为我的研究就会出现一位英雄，将分崩离析的世界再度统一到一面旗帜下？
李上校对于我的研究对象有着相当少见的态度。他不像大多数一样将那位传奇英雄敬若神明，但也从不诋毁和贬低。在他的言语里，那位两个多世纪前的故人似乎就在近旁，而他正准备上门去进行一场辩论——以对等的立场。
“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这毋庸置疑。最近的两百年里，世界上发生的改变超过了人类诞生以来直到他出现的总和。这一切都因他而起。而他所划定的道路在不久前看起来仍然很有效——”李上校没把这句话说完。他显然懂得如何用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让喜爱研究的学者自告奋勇发言。
李上校没说完的内容正是我长久以来的困惑之一。这种困惑在到了新加坡之后更加强烈。
汉密尔顿的新词“海洋化”让我想到了他那早得有些过分的海军战略。我对于古代史略有研究。华夏在共和国之前的每个王朝都把利益诉求和防御重心放在陆地边界上，对于海洋一直显示出可有可无的态度。唯一感兴趣的也只有海洋贸易带来的财富。而这些利润与传统的税收所得相比实在小得可怜。
曾有学者提出过，他对海洋的重视来源于传闻中海岛居民的身份。对此我并不怎么认同。我和汉密尔顿是同乡都出生在小渔村，但没有人能像他这样认识到海洋的本质。在他之前，人们对于海洋的理解最多只到“通路”的层次，是他将海疆和海权以系统的理论加以阐述。告诉人们海洋是直抵对方家门的国土，是蕴藏着资源的宝库。“在未来的三百到四百年内，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这是他的原话。
他有着给自己的理论加限定词的习惯，尤其是在时间上。并且一次次应验了。我曾将这一过程前后联系起来，得出的结论令人费解：他不仅明白自己在做什么，而且明白怎么做，甚至很清楚这么做的后果会如何达成。明确的结果导向型决策在他一生中数不胜数，看起来像是颠倒了因果律，好似他站立在时间长河之外已经目睹过这一切。正像李上校所说，很多人因此把他当作通晓过去未来的先知。
汉密尔顿对这个观点感兴趣的程度出乎我意料，这不是严谨的历史学家应该有的态度。但不知为什么，我竟然把这番像是占星术士的猜测告诉了李上校。而他并没有如其他的话题那样与我深入讨论。只是沉默片刻，然后将谈话岔到新的内容上。
我很能理解。李上校希望能寻求一个答案，可以通过回溯那些先知般的举动掌握曾经存在于各大国中的隐性问题。目前的局势可能正是和这些一般认为已经由他解决，或者并不存在的隐患有关。如果仅仅是这样，两个世纪来的众多研究者已经有了不少成果。但李上校想要知道的是，那位先知是否认识到这些问题，是否对此有过什么举动。或者说——我们今天面临的局面是否正是他已经预料到，却没有公布的。甚至会不会是他一手促成了这个局面，通过毁灭性的破坏对积弊重重的各大文明进行一次洗礼？他曾经做过这种事。
而我那个不切实际的猜测无疑在告诉李上校：我们无法得知他的举动为何而产生，就像我们无法像他一样站在时间之外颠倒因果……天哪，这真是荒唐！请忘了我所说的这些话吧，它们实在不该出自一个学者之口。
虽然我不能给李上校提供什么帮助，他却帮了我不少忙。李上校是海军军官，对那场划时代的波斯海战做过深入研究。
“……那还是我在葫芦岛海军军官学校留学时做的课题。您见过胡杨少将了？他当时是高我三级的学长，也是这个课题的负责人。他居然没向您提起过？啊……看来他的处境实在很危险……”
以一句看起来莫名其妙的攀谈开头，李上校对于波斯海战的评价之高出乎我的意料。我原本以为他会对这场普遍被认为属于惨胜的战役大加批评：
“那些历史学家们似乎对于细节有着狂热的爱好，我理解，这样比较容易应付论文……噢，汉伯顿先生，你例外——只有你试着去全面复原他的面貌，虽然这件事需要极大的努力还未必会成功……波斯海战是惨胜？简直胡说八道！可以说没有波斯海战就没有近代海军，就不可能让共和国在此后支配大洋长达两百年！而没有共和国的制海权，诞生之初脆弱的平原联盟将难以抵挡欧洲难民和敌对部落的联军。您知道，正是因为大西洋舰队整整一代人忠实执行了他最后的命令，欧洲难民的总数才能控制在不到五十万——其实原本会有超过两百万欧洲人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登陆对面的土地。可以说共和国的制海权佑护了当今最强盛的两个文明。一旦失去对海洋的控制，也就意味着他花了半生心血构建的欧洲—拜占庭—波斯三方制衡会立刻崩溃。最坏的情况有可能会引发对共和国陆地疆界的侵略。这一切的关键都在于波斯海战。惨胜？即使以双方战损比例而论也可以打个及格分。那些历史学家——对不起，你例外——真是为求出名不择手段的职业谎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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