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1章 汉桓帝（二）

第451章 汉桓帝（二） (第2/2页)

陈蕃素来刚正，在朝中威望极高，为了立后之事，他与刘志据理力争，不肯丝毫让步，朝中诸多大臣也纷纷附和陈蕃，支持册立窦妙为后。刘志虽心有不甘，想要立田圣为后，却抵不过群臣的集体反对，且他也深知，窦氏世家势力庞大，若执意立田圣，恐引发世家大族的不满，动摇朝堂稳定。无奈之下，刘志只得放弃立田圣为后的想法，于延熹八年（165年）冬十月辛巳日，正式册立窦妙为皇后。窦妙虽如愿登上后位，成为汉室皇后，却始终未能得到刘志的真心宠爱，刘志心中依旧偏爱田圣等采女，窦妙身居后位，却形同虚设，守着偌大的后宫，过着孤苦冷清的日子，心中积怨渐生，为日后的后宫变故埋下了伏笔。
　　
　　“五侯”势力虽被彻底清算，但刘志并未吸取教训，依旧对宦官宠信有加，认为宦官无世家背景，易于掌控，是制衡世家大族的最佳力量。于是在“五侯”倒台后，刘志又提拔任用了新一批宦官，管霸、苏康、侯览、曹节、王甫等人相继登上历史舞台，成为新的宦官集团核心。这批新宦官较之“五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深知刘志的心思，一味阿谀奉承、曲意逢迎，博取刘志的欢心，同时暗中结党营私，排挤陷害朝中忠良之臣，朝堂之上再次陷入宦官专权的黑暗之中。
　　
　　此时宦官集团以中常侍苏康、管霸二人为首，二人沆瀣一气，权倾朝野，但凡不依附于他们的大臣，皆遭其陷害。大司农刘祐因拒绝为苏康、管霸谋取私利，被二人诬陷贪污，罢官削爵；廷尉冯绲因秉公断案，得罪了宦官党羽，被罗织罪名，流放远地；河南尹李膺素来疾恶如仇，对宦官专权深恶痛绝，多次严惩宦官党羽，成为苏康、管霸的眼中钉，被二人诬陷谋反，革职查办。一众忠良之臣或被罢官，或被流放，或被治罪，朝堂之上人心惶惶，宦官势力再次气焰嚣张。
　　
　　延熹九年（166年），地方官员对宦官集团的积怨终于爆发，南阳太守成瑨、汝南太守刘质、山阳太守翟超，皆是刚正不阿之辈，早已看不惯宦官党羽在地方上的横行霸道，纷纷采取行动，惩治宦官爪牙。南阳太守成瑨逮捕了宦官党羽张汎及其宗族亲信，张汎素来依仗宦官势力，在南阳郡巧取豪夺、无恶不作，民怨极大。恰逢此时朝廷下达赦令，赦免天下罪犯，成瑨却不顾赦令，认为张汎罪大恶极，法外无恩，将其及其宗族亲信悉数强行诛杀，而后才将此事上奏朝廷。无独有偶，汝南太守刘质逮捕了小黄门赵津，赵津乃宦官集团的爪牙，在汝南郡为非作歹，欺压百姓，刘质同样不顾朝廷赦令，将赵津严刑拷打至死，随后才上报朝廷。山阳太守翟超则直接没收了中常侍侯览在山阳郡的所有财产，侯览身为刘志宠信的宦官，在山阳郡广置田产、修建宅邸，侵占百姓土地，翟超此举，无疑是对宦官集团的公然反抗。
　　
　　地方太守公然违抗朝廷赦令，惩治宦官党羽，此事很快传到洛阳，宦官们纷纷跑到刘志面前哭诉申诉，侯览、苏康、管霸等人更是添油加醋，指责成瑨、刘质、翟超目无君上、擅自行刑。同时，张汎的妻子也在宦官的鼓动下，向刘志上书诉讼，请求为夫报仇。刘志听闻此事后，龙颜大怒，在他看来，成瑨、刘质、翟超身为地方太守，竟敢公然违抗中央赦令，擅自诛杀罪犯，这不仅是对宦官的挑衅，更是对中央权威的公然对抗，若不加以严惩，日后地方官员必将纷纷效仿，中央集权将荡然无存。刘志全然不顾三人惩治的是罪大恶极的宦官党羽，也无视民间百姓对三人的赞誉，当即下旨，将南阳太守成瑨、汝南太守刘质二人逮捕入京，按律处斩，山阳太守翟超则被罢官削爵，流放边疆。三位忠良太守因惩治宦官而落得如此下场，朝野上下一片哗然，忠直之臣皆心寒不已，宦官集团则更加肆无忌惮。
　　
　　就在此时，一场影响深远的“党人之议”在朝野之间兴起，最初发源于甘陵郡的南北两部，甘陵郡名士郭泰、夏馥等人，因抨击宦官专权、褒扬忠良之臣，形成了南北两派，相互呼应，随后这股清议之风逐渐传入洛阳太学，在太学生中迅速蔓延。彼时洛阳太学有三万多名太学生，这些太学生皆是饱读诗书、心怀天下之人，对宦官专权、朝纲败坏的现状极为不满，以郭林宗、贾伟节二人为首，纷纷加入清议之列。他们与朝中的李膺、陈蕃、王畅等忠直大臣相互呼应，彼此褒扬，品评人物、抨击时政、直言进谏，史称“太学清议”。一时间，太学成为了反宦官专权的舆论中心，“天下模楷李元礼（李膺），不畏强御陈仲举（陈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王畅）”的赞誉传遍洛阳，甚至远播天下。此外，渤海公族进阶、扶风人魏齐卿等名士，也纷纷加入清议，他们不畏豪强，敢于直言抨击宦官与奸佞之臣，其言论影响甚大。自公卿大臣以下，但凡有贪赃枉法、依附宦官之举者，无不畏惧他们的贬议，纷纷主动登门结纳，唯恐被其列入奸佞之列，身败名裂。
　　
　　太学清议的兴起，让宦官集团深感忌惮，他们视李膺、陈蕃等大臣及太学生为眼中钉、肉中刺，欲除之而后快，一场针对“党人”的阴谋悄然酝酿。河内人张成，素来与宦官交往密切，倚仗宦官势力横行乡里，此人擅长占卜之术，能预知祸福。他通过宦官得知，朝廷即将下达大赦令，便心生歹念，故意指使自己的儿子杀人行凶，妄图借赦令逃脱惩罚。河南尹李膺得知此事后，怒不可遏，当即下令逮捕张成及其子。不久之后，朝廷的赦令果然下达，张成自以为有恃无恐，公然叫嚣，李膺见其如此嚣张，更加气愤，他认为张成故意指使儿子杀人，且倚仗宦官与占卜之术藐视国法，罪加一等，遂不顾赦令，将张成及其子逮捕处死，以示国法。
　　
　　李膺此举，彻底激怒了宦官集团，张成的弟子牢修，在宦官的指使与教唆下，向刘志上书诬告，称李膺等人蓄养太学生和四方游士，交结天下各郡的生员，相互标榜、结朋为党，诽谤朝廷、败坏风俗，意图谋反。奏折之中，字字句句皆直指李膺等人结党营私，危害朝廷，恰好戳中了刘志心中的忌讳。刘志素来忌惮大臣结党，唯恐其威胁自己的皇权，加之长期被宦官蒙蔽，早已对李膺、陈蕃等清议大臣心生不满，见牢修的诬告奏折后，当即勃然大怒，下令全国通缉，逮捕李膺、陈寔等两百余名被指为“党人”的大臣与名士。一时间，全国上下风声鹤唳，许多党人闻风而逃，刘志便下旨悬金购赏，捉拿逃犯，朝廷使者四出，相望于道，所到之处，人心惶惶，这便是东汉第一次“党锢之祸”的开端。
　　
　　太尉陈蕃见刘志听信谗言，大肆逮捕忠良之臣，心中悲愤不已，当即上书极谏，为李膺等党人辩解，称“李膺等人皆为忠良之臣，心怀天下，并无结党谋反之事，牢修所言，皆为诬告，愿陛下明察秋毫，释放诸人，诛杀奸佞，以安天下”。陈蕃的奏折言辞激烈，直指刘志听信谗言、是非不分，刘志本就怒火中烧，见陈蕃如此直言进谏，更是恼羞成怒，加之宦官在一旁不断煽风点火，刘志便假托陈蕃举荐的官员不称职为由，下令将陈蕃策免，罢官归田。朝中失去了陈蕃这一砥柱，再也无人敢为党人求情，李膺等两百余名党人皆被逮捕入狱，受尽折磨。
　　
　　永*康元年（167年），尚书霍谞、城门校尉窦武（皇后窦妙之父）见党人蒙冤，朝堂上下一片黑暗，心中不忍，二人联名上表，为李膺等党人求情。窦武身为国丈，在朝中颇有威望，其奏折言辞恳切，既为党人辩解，又委婉劝谏刘志不可轻信谗言、残害忠良。此时刘志的怒气也稍稍缓解，加之考虑到若将两百余名党人悉数处死，恐引发朝野更大的动荡，甚至激起民变，便顺势下旨，释放李膺等党人回家，却并未为其平反昭雪，反而下令对所有党人实施终生禁锢，禁止其入朝为官，同时将所有党人的名字记录在案，列入“党籍”，永世不得录用。这场轰轰烈烈的太学清议，最终以党人的失败而告终，两百余名忠良之臣或被禁锢，或被罢官，或被流放，朝堂之上再无敢与宦官集团抗衡的力量，宦官专权达到了顶峰。
　　
　　永*康元年（167年）冬，汉桓帝刘志因长期沉迷于声色犬马，荒淫无度，加之多年来朝堂纷争不断，心力交瘁，一病不起，缠绵病榻，药石罔效。自知大限将至的刘志，心中依旧念念不忘自己的宠妃田圣，在病榻之上下旨，将田圣等九位自己最为宠爱的嫔妃，从采女一律晋升至贵人之位。在东汉的后宫制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