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巴达维亚的第一脚
第五章 巴达维亚的第一脚 (第2/2页)七个人在黑暗中点了点头。没有人多问一个字。
雨最大的时候是后半夜。风在棚屋外面咆哮，雨点打在屋顶上像有一万个人同时在敲鼓。张振勋趴在门口听了片刻，然后一挥手，七个人一个接一个地从棚屋里溜了出去，贴着墙根的阴影，朝西边的篱笆摸过去。
雨太大了，视线几乎为零。他们在雨幕中摸索着前进，每一步都踩在泥里，扑哧扑哧地响。好在雨声盖住了一切，连狗叫都听不见了。他们摸到了西边的篱笆——那里有一段矮墙，上面爬满了藤蔓，是张振勋提前看好的。
他们一个接一个地翻了过去。张振勋是最后一个。他双手撑住篱笆的顶端，身子往上一纵，两条腿刚要翻过去——
他听见了一声尖叫。
那声音不大，从篱笆另一边的一间小木屋里传出来。那是荷兰人彼得住的房子，他和他五岁的儿子住在里面。
张振勋的脚已经搭上了篱笆顶，只要一翻身他就出去了。可那声尖叫在他耳朵里钉住了，钉得他动弹不得。那是个孩子的声音，跟红头船底舱里那个病死的孩子的声音差不多大小。
他咬了咬牙，翻身落了回去。他朝篱笆那边低声喊了一句：“你们先走！往南跑！“
然后他转身朝那间小木屋跑去。
木屋的门虚掩着，被风刮得砰砰响。张振勋一把推开，屋里一片漆黑，有个小小的身影缩在床角，正在哭。是彼得的儿子，五岁的荷兰小孩，金发的小脑袋埋在膝盖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大概是风暴把窗子刮碎了，碎玻璃扎了孩子的脚。他是在下床找人的时候被扎的，一个人困在黑暗里，找不到爸爸妈妈，只能哭。
张振勋朝那孩子伸出手。那孩子吓得往后缩了一下，抬起泪汪汪的蓝眼睛看着他。张振勋不会说荷兰话，他只会陈伯教的几个词。他蹲下来，把声音放得很轻很慢，用刚学来的马来话掺着荷兰词说了一句：
“别怕。跟我走。“
他伸手把孩子抱了起来。那孩子犹豫了一下，终于伸出两条小胳膊，搂住了张振勋的脖子。张振勋抱着他冲进了雨里，朝橡胶园的主屋跑去。他跑到一半，迎面碰上了追赶来的彼得和几个守卫。
雨幕中，彼得的白衬衫湿透了，贴在身上，草帽早被吹飞了，金色的头发湿漉漉地耷拉在额头上。他看见张振勋怀里抱着自己的儿子，脸上的表情先是惊愕，然后是恐惧，再然后——
“放下他！“他怒吼着扑了上来，一把夺过孩子，随即一脚踹在张振勋的胸口。
张振勋被踹翻在泥地里，后脑勺磕在一块石头上，眼前一阵发黑。他还没来得及爬起来，几个守卫已经扑了上来，拳脚像雨点一样落在他的身上、头上、背上。
“跑！他带人跑了！他是头儿！打！往死里打！“
他蜷在泥地里，双手抱着头，咬着牙承受着那些拳脚。肋骨断了一根，他听见了那声“咔嚓“；牙被打掉了一颗，他尝到了满嘴的血腥味。他没有求饶，也没有喊叫，只是把身子缩得更紧了一些，像一只被踩进泥里的乌龟。
“住手！“
那声音是彼得的。荷兰人的声音在风雨中有些发抖，但他喊得很响。
“他救了我儿子！他——他——救了我儿子“彼得的声音顿了一下，然后，噼里啪啦地对着守卫们吼了一通。
张振勋躺在泥地里，满脸是血，浑身疼得像散了架。他勉强睁开一只眼——另一只已经肿得睁不开了——模糊的视线里，他看见彼得站在他面前，怀里抱着那个金发的小孩。小孩正用荷兰话对父亲说着什么，两只小胳膊还在比划。
彼得听完了，沉默了很久。然后他弯下腰，朝张振勋伸出手来。
“起来。“他说。这一次他说的是中国话，磕磕巴巴的，但张振勋听懂了。
张振勋没有接他的手。他自己撑着地面，一寸一寸地爬了起来。他站直了，两条腿在抖，可他站直了。
彼得看了他很久，雨水从他金色的头发上淌下来，流过他白皙的脸。
荷兰守卫简单的对张振勋的伤口处理了一下，又把他押到“猪仔房”关了起来。
第二天，雨还在下。守卫把张振勋带到橡胶园的主屋前，彼得拿出一张纸来。他把那张纸递到张振勋面前，当着张振勋的面，把纸撕成了两半，又撕成了四片，碎纸屑被风一吹，满地飘飞，混在雨里，像一群白色的蝴蝶。
“你自由了。“彼得说。
之后，张振勋被扔出了橡胶园的大门。
他像一条狗一样被赶了出来，浑身是伤，身上只剩下那件破褂子和一条裤子。包裹没了，不知道是逃跑的时候丢了，还是被守卫们搜走了。他站在橡胶园门口的大路上，浑身湿透，满脸是血，一只眼睛肿着，肋骨一呼吸就疼。
他伸手摸了摸怀里。
铜钱还在。
张振勋站在那条泥泞的大路上，望着远处灰蒙蒙的天际线。天正逐渐晴了起来，晨光把云层染成了暗红色，像一抹干涸的血迹。他沉默地站了很久，然后抬起脚，一步一瘸地朝南走去。
他走了整整一天。没有水，没有食物，肋骨每走一步都在疼。他靠在一个路边的椰子树下歇了一会儿，用石头砸开了一个掉在地上的椰子，喝了几口椰汁，继续走。
傍晚的时候，他回到了巴达维亚。
城里的灯火正在一盏一盏地亮起来。华人区里挂了红色的灯笼，荷兰人区里亮起了煤油灯，土著区的棚屋里透出星星点点的火光。整座城市在暮色中亮了起来，像一只巨大的、长满了彩色鳞片的怪兽。
张振勋走在街道上，人们从他身边经过，有人看了他一眼就匆匆避开——一个浑身是伤的、脏兮兮的、连鞋都没有的中国苦力，在这座城市里是再常见不过的风景。没有人多看他第二眼。
他走到一座石桥下面，蜷缩着坐了下来。桥洞底下有个干爽的角落，铺着几片干蕉叶。他坐在蕉叶上，抱着膝盖，把肿成一条缝的那只眼睛闭上。
肚子饿得咕咕叫。肋骨疼得他一呼一吸都小心翼翼。可他坐在那个黑黢黢的桥洞里，却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他想起在橡胶园里被撕碎的那张纸，那些像白蝴蝶一样在风雨中翻飞的纸屑。
卖身契。那是他自己的卖身契。
自由了。他对自己说。张振勋，你自由了。
他在黑暗里笑了一下，嘴角扯动了伤口，疼得他嘶了一声。可他还是笑着，无声地笑着，把脸埋进了膝盖里。
接下来的日子，张振勋在巴达维亚的街头风餐露宿，靠打零工糊口。
他什么活都干。给码头扛包，给商铺搬货，给人挑水，帮人跑腿。他的脸渐渐地不再那么肿了，肋骨也慢慢地愈合了，可身上留下了一身的疤。他的力气又回来了，甚至比以前更大——在橡胶园里那两个月，每天割三百棵树，把他的筋骨磨得更结实了。
他走遍了巴达维亚的大街小巷。欧洲人区的街道宽阔整洁，路边种着整整齐齐的棕榈树，荷兰人的别墅是白色的，带着宽大的凉台，窗户上装着亮晶晶的玻璃。华人区则热闹拥挤，店铺一家挨一家，卖药材的、卖布匹的、卖茶叶的、卖洋货的，招牌从街头挂到街尾，红红绿绿的，还有写着洋文的铁皮招牌。土著区最破，竹子和茅草搭的房子歪歪斜斜地挤在一起，地上总是湿漉漉的，污水横流。
他学会了更多马来话，也学会了几句荷兰话。他知道了这座城市里哪些地方能讨到剩饭，哪些工头给钱爽快，哪些巷子里的客栈最便宜——一夜只要两个铜板，铺一张席子，十几个苦力挤在一起，翻身都困难。可至少比桥洞底下强。
他有时候会想起橡胶园里那七个跑了的人，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成功。他又想起黄阿福，那个在风暴中被他从浪里拽出来的少年。阿福跟着他跑了，可翻过篱笆之后，他就再也没有见过他。
他想起陈伯。老水手不知道还在不在巴达维亚，还是又上了另一条船。他想起陈伯教他的那三条——听得懂话，看得懂规矩，别丢了骨头。他把这三条刻在骨头里，白天干活的时候想，晚上躺在客栈地铺上的时候也想。
有一回，他在码头扛包的时候，听见两个穿长衫的中国人在说话。其中一个提到了一个名字——“徐润“，说此人在上海替洋人做买办，年纪轻轻已经挣了大钱。另一个说，还有个叫“唐廷枢“的在香港洋行做事，不但会说洋话，还跟洋人合办了学堂。
张振勋扛着一袋咖啡豆从他们身边走过，把这些名字记在了心里。
徐润。唐廷枢。
他不认识这两个人，可他听到他们名字的时候，心里忽然涌起一股奇怪的感觉——像在黑黢黢的夜里，忽然看见远处有灯火在闪。隔得很远，隔着山、隔着海、隔着看不清的黑暗，可那灯火确实在闪。
他放下肩上的咖啡豆，直起腰来，朝东边的天际线望了一眼。那是中国的方向，也是上海、香港的方向。他自然不知道那两个年轻人此刻正在做什么，可他知道，在这个时代的同一片星空底下，有跟他一样的中国人在摸黑赶路。有人在做买办，有人在学洋话，有人在南洋的码头上扛包，有人在橡胶园里断了肋骨。
他们都在这漆黑的夜里走着，各自走各自的，走着走着，说不定就走到了一起。
张振勋把那袋咖啡豆重新扛上肩，迈开步子朝仓库走去。码头的太阳晒得他背上汗津津的，海风从北面吹过来，把他被晒得褪了色的破褂子吹得鼓了起来。
他走了几步，忽然停下来，把肩上的麻袋换了个位置，然后继续走。肋骨那里已经不疼了，伤口愈合了，新的骨头长了出来，比断掉之前更硬。
他走着走着，忽然哼起歌来。声音很小，只有他自己听得见。那是大埔的山歌：
“满山竹子背虾虾，
莫笑穷人戴笠麻，
慢得几年天地转，
洋布伞子有得擎。“
他哼着歌，扛着咖啡豆，走进了巴达维亚午后的阳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