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酒税生意

第七章 酒税生意 (第2/2页)

亨利也站了起来。他整了整军装的领子，把扣子扣好，朝张振勋伸出手来：“我明天会来的。不是来喝酒——是来喝你请的茶。“
　　
　　张振勋握住他的手。那只手很大，骨骼粗壮，掌心里有跟码头苦力一样厚的老茧。
　　
　　两个来自完全不同世界的人，在巴达维亚的一间小酒庄里，握了握手。窗外的雨已经停了，月光从云缝里漏下来，把街面的积水照得一片银亮。
　　
　　亨利后来真的天天来。
　　
　　不过不再喝酒了。他下了差就来裕和酒庄，有时候带一本书来读，有时候坐在角落里看张振勋跟客人周旋，有时候两个人就坐在柜台前面喝茶，亨利说他在荷兰的见闻，张振勋讲他在大埔的童年。
　　
　　张振勋教他几句客家话，他教张振勋几句荷兰俚语。两个人在柜台前面你一句我一句地学着，时不时因为发音怪异而笑出声来。伙计们在旁边看得直摇头，私下里跟惠莲说：“掌柜的是中了什么邪，跟一个洋人走那么近？“
　　
　　惠莲瞪了他一眼：“你懂什么。掌柜的心里有数。“
　　
　　惠莲说得没错。张振勋心里确实有数——他认识亨利快两个月了，从一开始就看出来，这年轻人谈吐得体、思路清晰，绝不是普通闹事的酒鬼。他在码头上做苦差，只是因为没人发现他是块料。张振勋看人有一套，他在这些年的生意场上练出了一双眼睛，能从一个人的言谈举止里看出他几斤几两。
　　
　　亨利是一块被埋在土里的玉。张振勋要做的，就是帮他把土扒拉开。
　　
　　终于有一天，亨利来的时候脸色不太一样。他进门之后没有坐下，而是站在柜台前面，看着张振勋，看了好一会儿，才开口说：“张，我升职了。“
　　
　　“哦？“张振勋放下手里的账本。
　　
　　“总督府把我调去做民政事务助理。“亨利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表情——惊喜里掺着不安，“我上司说，是总督亲自点的名。我都不知道总督认识我。“
　　
　　张振勋端起茶盏来喝了一口，遮住了自己嘴角的笑意。他不知道亨利这件事里面有没有他那些荷兰商界人脉的作用——他只是偶尔在跟几位荷兰商人喝茶的时候“无意中“提起过“码头有个很认真的年轻军官“——但那不重要。重要的是，亨利自己抓住了机会。
　　
　　“恭喜你，“张振勋放下茶盏，朝他拱了拱手，“这是你应得的。“
　　
　　亨利站在那里，忽然深深地朝他鞠了一躬：“张，我一直想问你——你当初为什么帮我？“
　　
　　张振勋想了想，说：“你让我想起一个人。“
　　
　　“谁？“
　　
　　“一个老水手。他在船上教了我很多话。那里面有一句：'在洋人的地盘上，别丢了骨头。'“张振勋看着亨利，“我觉得你也没丢。只是那时候被土埋住了。“
　　
　　亨利站直了身体，那双蓝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光。他没有再多说什么，只伸出手来，又在张振勋的掌心里用力握了一下。
　　
　　亨利升职之后来的次数少了，可每次来，都会带来一些新消息。他在总督府的民政部门工作，接触的人越来越多，知道的事情也越来越多。有时候他会“无意“地提一句——“听说政府要重新招标酒税承包“、“鸦片特许权的审批权从海牙下放了“——这些消息在张振勋耳朵里过一遍，变成了一张张越来越清晰的商业地图。
　　
　　1870年春天，亨利带来了一个最重要的消息。
　　
　　“张，酒税的承包合同要换了。原来的承包商合约到期，总督府决定重新招标。“亨利坐在酒庄的角落里，面前放着一杯绍兴酒，神色认真，“这次的合同比上一轮更大——不止是巴达维亚，整个爪哇岛的酒税都要打包发标。“
　　
　　张振勋正在给一只酒瓶擦灰，闻言顿了一下。他把酒瓶放回架子上，转过身来看着亨利。
　　
　　“招标的条件是什么？“
　　
　　亨利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上面是他用荷兰文列好的条款。张振勋接过来一看，心里迅速地转了一圈——承包期五年，每年上缴固定税额，超额利润归承包人所有。准入条件不算苛刻，但需要一大笔保证金。
　　
　　“这笔钱，“张振勋的指头在纸面上点了点，“我拿得出来。可问题是——我是个华人。荷兰人的大生意，从来不会让华人接手。“
　　
　　亨利端起酒来喝了一口，放下杯子，笑了一下：“以前不会。可现在不一样了。“
　　
　　“怎么不一样？“
　　
　　“现在管这件事的人，“亨利把杯子里最后一口酒喝完，站了起来，整了整领口，“是我。“
　　
　　他说完这句话就走了。张振勋站在柜台后面，看着他高瘦的背影消失在门外，好一会儿没有动。他低头看了看手里那张纸，又抬头看了看门外巴达维亚午后明晃晃的阳光，慢慢地笑了。
　　
　　1870年秋天，张振勋拿下了爪哇岛酒税的五年承包权。
　　
　　消息传开的时候，巴达维亚的华人商界着实震动了一下。一个从大埔来的客家人，三十岁不到，居然从荷兰人手里抢到了一块大肥肉。有人羡慕，有人眼红，更多的人在打听他是怎么做到的。
　　
　　张振勋对外一律笑眯眯地说“运气好、赶上了“。可他自己清楚，这里面哪有什么运气——是那两年在码头上的风餐露宿，是米店里三年的起早贪黑，是在油灯下一字一字啃出来的荷兰话和马来话，是跟温老板学的每一笔账、每一个规矩，是跟亨利交下的那份可以托底的交情。
　　
　　酒税承包之后，现金流一下子活了起来。巴达维亚、三宝垄、泗水，爪哇岛上几个大城市的酒类专卖税全从张振勋的账上过。他收上来税，按规定上缴总督府指定的数额，剩下的全是自己的。那些荷兰酒馆、英国酒吧、法国小馆子，每个月的税款汇拢到他手里，聚沙成塔，数目惊人。
　　
　　紧接着是典当税。有了酒税的成功先例，典当税的承包权也顺理成章地落到了他手里。典当行在南洋是门稳赚不赔的生意——洋人、华人、土著，谁来都能当几件东西换钱。张振勋把典当行像米店一样管理，每间当铺的账目旬旬盘点，绝不让底下人有任何猫腻。不到一年，典当生意的利润就追上了酒税。
　　
　　钱袋子鼓了，裕和商行的规模也水涨船高。张振勋在巴达维亚又开了两家分号，在泗水设了分支，三宝垄也有了他的代理人。商行的业务从米粮茶叶扩展到了香料、蔗糖、咖啡、橡胶——只要是南洋出产的，他都要插一手。
　　
　　可钱越多，他心里的那个坎就越绕不过去。
　　
　　那坎是鸦片。
　　
　　1871年初，荷印殖民政府宣布进一步开放鸦片经营特许权。鸦片在东印度群岛一直是荷兰人垄断的暴利生意，现在他们要把这块蛋糕切一块出来，分包给有实力的商人去经营。消息一出，整个巴达维亚的商界都沸腾了——谁都知道，只要拿下一份鸦片特许权，就是躺着数钱。
　　
　　张振勋收到邀请函的时候正在账房里对账。邀请函是以荷兰文写的，措辞客气，落款是总督府商务处。信上大意是说，鉴于张振勋先生在酒税和典当税承包中的良好表现，总督府诚意邀请他参与鸦片特许权的竞标。
　　
　　他把信放在桌上，看着那几行字看了很久。
　　
　　鸦片。他记得那些躺在烟馆竹榻上的人，记得那些形销骨立的面孔，记得那个在门槛上摔了一跤就再也爬不起来的年轻人。他记得温老板说的那句“那烟抽的不是快活，是命“。
　　
　　可他也记得账目上那些数字。酒税的承包期限只剩四年，典当行的利润虽然稳定但增长有限。他想要把生意扩大到其他岛屿上去，想要买船、建仓库、拓展海贸线路，每一件事都需要大笔的钱。他手头现有的资金，只够做眼下的生意，要再上一个台阶，必须找到新的现金流来源。
　　
　　他坐在账房里，从傍晚坐到了深夜。油灯换了两回油，窗外的月光从东边移到了西边，惠莲来催了两回睡觉，他都挥手让她先去。
　　
　　深夜里，他把那枚雍正通宝从怀里摸出来，放在手心里，借着油灯的光看着它。铜钱被磨得光亮，方孔圆润，几乎成了一枚光滑的铜环。他把铜钱翻过来，隐约看见“雍正通宝“四个字，笔画已经几乎磨平了，可他认得它们，每一个笔画的走向都刻在他心里。
　　
　　他想起父亲。张兰轩坐在门槛上搓草绳的样子，在私塾里教孩子们读“学而时习之“的样子，在虫灾之后对家里人说“省着点吃“的样子。父亲教过他很多话，有一句他一直记得：“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道是什么？
　　
　　在这个地方，洋人的道是抢、是占、是用枪炮和契约把别人的东西变成自己的。土著村落的人种了一辈子的地，却连地契都没有一张；华人在码头上扛了一辈子的包，到老了还是住棚屋。张振勋在这些年里看得清清楚楚——殖民地的规则，从来不是为黄皮肤的人写的。
　　
　　他的道是什么？
　　
　　张振勋把那枚铜钱攥在手心里，攥了很久。然后他慢慢地松开了手指，把铜钱收进怀里，拿起桌上的笔，蘸了墨，在邀请函的背面写了一行字：
　　
　　“张振勋愿承鸦片运输仓储之事，不涉烟馆经营。“
　　
　　他放下笔，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然后他翻出一本新的账簿，在扉页上写下了四个字：特殊账户。下面又添了一行更小一些的字：“赎罪金——某年月日立，誓言：此账中半数利润，他日必用于济助受鸦片所害之家眷。“
　　
　　写完之后他把账簿锁进铁皮箱里，钥匙贴身收好。然后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窗户。
　　
　　巴达维亚的夜色扑面而来，闷热、潮湿，带着远处港口飘来的海腥味。天上的月亮被云遮去了大半，只有一弯薄薄的月牙，像一枚银色的问号挂在天边。
　　
　　他站在窗前，对着那枚月牙低声说了一句话。
　　
　　“阿爸，你教我的道，我记得。可在这个地方，我得先活下来。活到能走自己的道的那一天。“
　　
　　夜风把他额前的碎发吹起来，他闭上了眼睛。脑子里轮转着很多画面——车轮坪村的土坯房，陈珏在榕树底下的剪影，红头船底舱里那个病死的孩子，橡胶园里撕碎卖身契的暴风雨，温老板临终前说的“我把盒子给弄丢了“。
　　
　　他把那些画面一个一个地收好了，重新放进心里那个深深的角落。然后他关上了窗户，回到了桌前。
　　
　　桌上的油灯还亮着。他坐下来，翻开另一本账簿，开始逐页核对明天的出货计划。
　　
　　夜深了。巴达维亚在沉睡，只有海浪声一声一声地，拍打着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