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风起云涌 （16）低成本工事
第三章 风起云涌 （16）低成本工事 (第1/2页)另一段正在紧张铺设的跑道上，一百多名工人分成两列，似纤夫拉船一般，喊着号子拉动着一个约莫十几吨重、巨大拙朴的石磙子，碾轧平整已填满5层石块的路基面。石磙前端左右各有八个人分别抬着两根海碗粗、前端斜削的木桩，嘴里不停喊叫着，不时将木桩插到石磙下面调节速度和走向。
号子声此起彼伏：“嘿哟嘿哟，加把劲哟！嘿哟嘿哟，往前挪哟！“领号子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汉，名叫王德贵，是新津县有名的号子手。他年轻时在岷江上拉过纤，嗓子洪亮，节奏感强。现在虽然年纪大了，但号子声依然中气十足。
没有压路机，大家只能用这种原始简陋的办法进行路面平整作业。此前，由于民工们在碾轧时步调不一、用力不均，发生过多起石磙碾死人的事故。那是一个阴天，十几个工人拉磙子，后面的人没跟上，磙子倒滑下来，当场碾死了三个人，其中一个才十六岁，是独子。自从发明木桩调速这种土办法后，事故率大幅降低，但仍然危险。每走一步，都要全神贯注，稍有差池，就是人命关天。
王德贵一边喊号子，一边用眼睛盯着石磙的走向。他的嗓子已经喊哑了，每天下来，喉咙像火烧一样疼。但他知道，自己的号子就是命令，就是节奏，就是工人们的安全线。如果号子乱了，步伐就会乱，就会出事。
“前面慢点！后面跟上！左边使把劲！右边稳住！“他的声音沙哑而有力，在工地上回荡。工人们听着他的号子，一步一步地挪动，石磙子缓缓前进，发出沉重的碾压声，把下面的石块压得严严实实。
工地旁一个小土坡上，从中缅印战区派来的美军通信兵164照相连乔纳•格林伯格中士，正拿着一台柯达胶片单反相机，捕捉着工地繁忙施工的瞬间。
格林伯格今年24岁，来自纽约布鲁克林，战前是一家报社的摄影记者。他个子不高，戴着一副圆框眼镜，背着一个装满胶卷和器材的背包。史迪威将军派他前来记录这些画面，让国会还有陆军部深入了解这个曾经修建过万里长城的国度，人们仍在使用原始工具运石固土，付出艰苦努力和汗水建设这个跨国协作的大型军事工程。
他选择了一个较高的位置，可以俯瞰整个工地。镜头里，成千上万的民工像蚂蚁一样散布在广阔的工地上，他们灰色的衣服和黄色的土地融为一体，只有活动时才能让人注意到他们的存在。他按下快门，记录下这个宏大的场景。
然后他把镜头对准一群正在敲石头的妇女。她们席地而坐，斗笠下的脸庞被阳光晒得黝黑，手上的动作熟练而机械。锤子落下，石头裂开，碎片飞溅。她们的眼睛里没有表情，只有一种麻木的专注。格林伯格注意到，其中一个妇女的脚边放着一个布包，里面露出一个婴儿的脑袋——她在带着孩子干活。
他换了一个角度，对准拉石磙的队伍。镜头里，王德贵的号子声似乎要冲破画面，工人们弯曲的脊背、绷紧的绳索、沉重的石磙，构成了一幅力与美的图画。但他知道，这美是残酷的，是血汗凝成的。他按下快门，心里有一种复杂的情绪——作为一个摄影记者，他知道这张照片会很有冲击力；作为一个人，他感到一种深深的愧疚。
他又把镜头对准了江滩上的采石人群。在那里，他看到了段氏兄弟。腊冬正在帮弟弟调整箩筐的位置，腊春的小脸晒得通红，汗水在脸颊上冲出几道沟痕。格林伯格拍下了这个画面——哥哥的手搭在弟弟肩上，弟弟仰着头，眼里有依赖，也有坚强。
格林伯格放下相机，坐在土坡上，点燃一支香烟。他想起自己在美国时的报道工作，拍过罢工、拍过失业、拍过贫民窟。但那些苦难，和眼前的场景相比，似乎都不算什么。这里的百姓，没有怨言，没有反抗，甚至没有期待。他们只是默默地干，为了那每天三顿饭，更为了那“抗日“两个字。
他想起出发前，一个美军上校对他说：“格林伯格，你要拍出中国人的坚韧和友好，要让美国公众知道，我们的援助是值得的，我们的盟友是可靠的。“他当时点头答应，但现在，他不知道自己拍下的这些照片，会传递什么样的信息。是坚韧，还是无奈？是友好，还是麻木？
他想起昨晚在工棚里，和一个老农的谈话。那个老农姓李，六十多岁了，从眉山县走了三天路来参加工程。老李说：“长官，我们不图啥，就图个打跑日本人。我三个儿子，两个死在南京，一个死在台儿庄。我这把老骨头，能搬一块石头，就多一块石头打鬼子。“老李说这话时，眼里没有泪，只有一种深沉的平静。
格林伯格当时问：“那您知道这些机场是干什么用的吗？“老李摇摇头：“不知道，听说是停美国的大飞机，去炸日本。“他顿了顿，又问：“长官，真的能炸日本吗？“格林伯格点点头：“能，这些飞机能飞到日本，扔炸弹。“老李笑了，露出没牙的嘴：“那就好，那就好。炸死那些***。“
格林伯格把烟掐灭，重新举起相机。他决定，要把这些面孔拍清楚，要把这些故事带回去。不是为了宣传，不是为了政治，只是为了记录——在这个星球上，在1944年的春天，有一群人，在用他们的血汗，修建一座通往胜利的桥梁。
从全面抗战爆发至今，四川终肩负着超负荷的负担。300万川军子弟出川抗战，使得整个四川缺乏精壮劳动力，许多家庭只剩妇女老幼，都被动员起来参与建设。除了应征的民工，附近的中小学生、孩童们也纷纷加入机场修建的行列。
这是事实，也是一种悲哀。四川，这个被称为“天府之国“的地方，在战争中付出了太多。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成都，川军将领刘湘立即通电全国，请缨抗战。他说：“四川人愿为国家贡献所有，人力、物力、财力，无一不可。“从那以后，300万川军出川，穿着草鞋，扛着老旧的步枪，走向淞沪、走向南京、走向台儿庄、走向武汉。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再也没有回来。腊冬和腊春的父亲，就是川军中的一员。1938年，父亲段志诚跟着部队出川，那年腊冬才9岁，腊春还在娘肚子里。父亲走时说：“等打跑了鬼子，我就回来。“但七年过去了，音信全无。有人说死在台儿庄，有人说死在武汉，有人说失踪了。母亲等了一年又一年，从希望到失望，从失望到麻木，现在只是每天早起，对着父亲的照片上一炷香，然后下地干活。
腊冬记得父亲的样子——高个子，浓眉大眼，笑起来声音洪亮。父亲是个木匠，手艺很好，村里谁家修房子、打家具，都找他。父亲的手很巧，能用木头雕出各种小动物，腊冬小时候有一个木雕的小马，是父亲给他做的，现在还在家里的柜子里。
父亲出川后，家里的顶梁柱塌了。母亲一个人种地、养猪、带孩子，还要应付保甲长的各种摊派。去年，保甲长说要修机场，每家要出一个人，不给钱就给粮。母亲实在拿不出，只好让腊冬去。腊冬本来还在读书，但读书不能当饭吃，不能抵摊派。他退了学，带着弟弟来到工地。
工地上，像腊冬这样的半大孩子很多。有的是家里没劳力，有的是为了挣那口饭吃，有的是被保甲长硬派来的。他们干着和成人一样的活，却只能拿半份口粮。但没人抱怨，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为了打鬼子。
四川老百姓并不了解部署B-29轰炸机的部署背景，大家也并非为了这免费的一日三餐而来。只是在民族危亡、山河破碎之际，听闻这个规模庞大的特种工事有利于抗日，便顾不上春耕自家田地荒芜，倾家而出自始至终干劲十足。众人住的虽然是又脏又臭的稻草工棚，再苦再累也无人抱怨，民众凭借一腔热血，努力建设这些个有望反击日本人的空军基地群。
腊冬和腊春住的工棚，在彭山机场东边的一个土坡上。那是用稻草和竹篾搭成的，地上铺着干草，睡二十多个人。晚上，鼾声、咳嗽声、梦话声此起彼伏，还有孩子的哭声——有些妇女带着孩子来干活，晚上孩子就睡在工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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