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半醒半醉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

第17章 半醒半醉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 (第2/2页)

《史记·张丞相列传》：“及今上时，柏至侯许昌、平棘侯薛泽、武强侯庄青翟、高陵侯赵周等为丞相。皆以列侯继嗣，娖娖廉谨，为丞相备员而已，无所能发功名有著于后世者。”
　　
　　汉武帝又使内朝官代行某些外朝的职责，皇帝的尚书台承担了部分相权。
　　
　　武帝末年，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辅政，他与金日磾、上官桀共领尚书事，说明中央决策已经离不开尚书台的支持。
　　
　　霍光与张安世定议废昌邑王，“光、安世既定议，乃使田延年报丞相杨敞。敞惊惧，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堂堂汉朝丞相竟汗出洽背，说明这时丞相已经“备位而矣”。
　　
　　西汉后期，武帝时出现的大司马、大将军取代丞相通过尚书台承担起行政职责。
　　
　　汉元帝时丞相改称“司徒”，汉初以来的丞相负责制名存实亡。臣权势力到达最低点。
　　
　　汉朝后期的外戚政治萌芽于汉武帝末年，形成于昭、宣时期。
　　
　　外戚政治是皇权的畸形发展，汉武帝时期皇权有了前所未有的提升，皇权是通过削夺外朝官进而此消彼长达到的，皇帝的干练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问题在于不是每一位皇帝都像武帝、宣帝那样干练，不少后继皇帝本身很懦弱，可是皇帝又不会再将权力发还给外朝官，只有借助内朝官维系形势，最方便的手段是借助亲信外戚或者宦官维持。
　　
　　汉元帝初年，“中书令弘恭、仆射石显，自宣帝时久典枢机，明习文法。帝即位多疾，以显久典事，中人无外党，精专可信任，遂委以政，事无大小，因显白决，贵幸倾朝，百僚皆敬事显。”
　　
　　宦官掌握尚书台能够令百僚“敬事显”，足见尚书台在中枢政治中的重要。幸好元帝以后宦官的权势得以控制，可是西汉统治者没有亡羊补牢，取代宦官政治的是外戚政治。
　　
　　汉宣帝以后，大司马这一崇衔逐渐成为实职，权高于丞相，职掌全国政务。
　　
　　汉成帝改丞相为“大司徒”，御史大夫为“大司空”，将“大司马”正式列入三公行列。《汉书·王莽传》：汉元帝皇后王政君一家“父及兄弟皆以元、成世封侯，居位辅政，家凡九侯、五大司马”。
　　
　　这样的局势直接导致臣权发展壮大，直接与皇权对峙，最终王莽代表的臣权篡位，臣权势力达到最高峰。
　　
　　汉光武帝平定天下，重建汉政权后，革除外戚政治，并改革了宰相制度。
　　
　　汉光光武帝以“寓刚于柔”的策略，解决了怎样排除功绩显赫、虎视眈眈的重臣对皇权构成威胁这一难题，善待功臣，但绝不允许功臣干政，同时又限制外戚坐大。
　　
　　光武帝稳定形势后，在行政制度上进行了重大改革，削夺“无所不统”的三公职权，以尚书台处理原属三公的日常政务，对三公外示尊崇，内夺其实权。
　　
　　三公本有“调理阴阳”的职责，现在则拿这一职责使三公因天时不利主动引咎逊退。
　　
　　东汉的胡广就这样反反复复做遍三公，却毫无建树，三公当职不当事，权力逐渐转移到尚书台。
　　
　　尚书左、右仆射、司隶校尉三独坐，成了实际上的行政负责人。
　　
　　汉光武帝恐怕始料不及的是：他善待功臣使豪强坐大最终导致东汉末年的军阀割据；削夺臣权所未及的是他的后代除明、章二帝外，都为短寿、庸碌之辈。
　　
　　章帝死后，外戚窦氏即登台执政，而年幼的皇帝又看不惯外戚的张扬跋扈，便联合宦官诛杀外戚，如此便轮到宦官专权，到了王朝后期，外朝与内朝矛盾激化，最终宦官控制政权，发动“党锢之祸”，结果使王朝中央政治不可收拾。
　　
　　汉末，曹操“罢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以自己为丞相。扩展文武百官的权利，与汉帝刘协代表的皇权开始对峙，在这场对峙中，由于自己掌握了军权，同时外部环境乱世又极为关键，臣权数次完胜皇权。
　　
　　赤壁之战前，孔子的直系后代孔融，殊死一搏，严厉呵斥曹操代表的臣权，并且竭力阻止曹操南下平刘灭孙，防止臣权再度扩大，只是无力回天，曹操自己当然大怒，灭孔融满门，孔子直系后代因此断绝，汉朝最后一个忠臣的死去代表了皇权彻底无翻身的机会。
　　
　　如今司马氏代表的臣权已经开始逐步蚕食这皇权了。
　　
　　而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他代表了皇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