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北洋军阀时期为何也有民主》
评《北洋军阀时期为何也有民主》 (第1/2页)一、一个矛盾的问题
从一九一二年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到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形式上统一中国，这十几年的时间是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亦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此期间，当政者频繁更替，“城头变幻大王旗”，但军阀统治的本质未曾改变。因此，在人们长期的印象中，这一时期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特别是政治方面，腐败、专制、独裁几乎是这一阶段的代名词。
然而，还有另外一个事实，那就是，近代许多伟大的历史事件（特别是思想解放运动）也都发生在这一时期——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壮大，等等。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发生了那么多活跃的社会运动，原因何在呢？笔者认为，答案在于，北京政府时期，在种种因素作用下，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政治民主，为上述那些历史事件的发生提供了条件。
（评：这段话有讽刺某个阶段历史的味道，尤甚是用了某人的诗，更是显得历史评击味甚浓。作者用对比深刻地提示了思想解放的历史表现，尤甚是在这期间涌现的各种文学家、科学家和社会学家）
二、北洋军阀时期民主政治发展的表现
民国北京政府在它存续的十几年中，被动地逐渐形成了一些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制度，虽然很不完善，但是对当政者的权力也形成了一定的制约，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人民权利。
(一)形式上采取了三权分立制度，权力受到制约。北京政府时期的宪法，除《中华民国约法》外，均以立法的形式限制了政府的权力。以这一时期产生法律效力时间最长的《临时约法》为例，临时大总统的权力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如“临时大总统制定官制官规，但须提交参议院决议”，“临时大总统任免文武官员，但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公使得参议院同意”。其他诸如宣战、缔约、媾和及宣告大赦等权力均受到参议院的严格限制。临时大总统必须遵守法律，忠于职守，否则，将受参议院弹劾，并由“最高法院审判官互选九人，组织特别法庭审判之”。《天坛宪法》中，对总统的权力作了更多的限制，尤其是“解散众议院须经参议院同意”，在肯定总统解散国会的权力的同时，又在事实上“合法”的剥夺总统的这项权力。这样，从《临时约法》发展到《天坛宪法》，以立法的形式确立对政府权力的限制，以防止政府滥用权力，在法律条文上逐渐完善。
三权分立政权机构是民主共和国的标志，在三权分立的政权机构下，政府的权力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例如，面对段祺瑞内阁的专权，国会内进步党和国民党摈除党见，联合起来，维护权力制衡的原则，对段祺瑞的权力形成有力牵制，这一点，在对德国宣战问题上集中表现出来。一九一七年五月，段祺瑞提出参战案，国会拒绝合作，形成了政治僵局。段祺瑞不断对国会施加压力，结果适得其反，国会于五月十九日作出决定，先改组内阁，暂缓讨论参战问题。这就表明国会对内阁的不信任态度。总统黎元洪在国会的强烈要求下，于五月二十三日解除段祺瑞的职务，从而引起政府危机，使段祺瑞的参战计划严重受挫。我们可以看出，北洋军阀时期的国会不是“橡皮图章”、“表决机器”，而是真正起到了一些监督政府、制约权力的作用。
(二)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得到一定的尊重和保障。北京政府时期的宪法或相当于宪法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与《中华民国约法》都赋予人民空前的权利和自由。即使体现袁世凯独裁集权的“新约法”也有保障人权和自由的规定，如“中华民国人民，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法律上均为平等”。“新约法”第五条到第十条详细地规定了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如身体、家宅、财产、著作、集会、结社和信教等。这就使人民在法定的范围内获得了空前的权利和自由。该时期的宪法已从立法角度确定个人权利并提供保障，并包含平等原则和保障权利观等内容。法律上对人民权利的保护并没有在实践中全部落实，但是，即使是这种法律上的尊重，在以往的历史时期也是从来没有过的。
(三)司法独立体制得以建立。《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约法》和《天坛宪法》都明文规定了独立、公开审判的司法原则。如“法院之审判，须公开之”，“法官独立审判，无论何人，不得干涉之”，“法官在任中不得减俸或转职，非以法律受刑罚宣告，或应免职之惩戒处分，不得解职”。特别是最后这一条对法官自身权益的保护，更保证了司法的公正和独立。一九二Ｏ年，北京政府又以法令的形式对法官的自身公正作了补充规定：法官不得列名党籍。“无论何种结合，凡具有政党性质”，法官“盖不得列名，其以列名党籍者，即行宣告脱离”。这一点最具现代法治精神，使司法审判不会因一党私利而有失公正。
司法独立的原则不仅写在宪法中，而且，在实践中也有所体现。二十年代围绕“金佛朗案”的争执，能够看出当时中国政治中司法独立的特征。早在一九二三年五月，直系政府曾做出决定，按照法国的要求解决“金佛朗案”，但为国会所否决。同年十二月，曹锟基于“执政在野，亦反对甚力”而再次拒绝各国的要求。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一日段祺瑞的国务会议决定接受“金佛朗案”，使中国在对法赔款中蒙受损失。这件事情导致司法机关的介入，京师地方检察厅派检察官翁敬棠调查此事。十月二日，翁敬棠写出八千字报告，确认“金佛朗案”使中国损失八千多万，认为外交总长沈瑞麟、财政总长李思浩已触犯刑律第一Ｏ八条，构成外患罪，应处“无期徒刑”，建议“饬令主办公员依法先行羁押，俾不致逍遥法外”。十月十二日翁敬棠又检举前司法总长章士钊为“金佛朗案”从犯。翁敬棠以一个地方检察官的身份侦察此案，搜集证据，侦察活动历时六个月，整个过程依法进行，当时的中央政府至少不敢公然妄加干涉。这样的调查，与当今美国对克林顿“莱温斯基事件”以及英国法官对布莱尔政府“凯利事件”的独立司法调查亦有一定可比性，可它却发生在八十年前的中国，这说明，北洋军阀时期的司法独立并非全是虚伪的。
(四)言论自由得到一定的保障，舆论环境相对宽松。旧中国的政治历来基本上是由少数上层统治者操作，严禁民众议政。北洋军阀时期，这种状况发生了变化。《东方杂志》、《民国时报》、《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报刊先后创刊，人们利用舆论阵地对政府作合法监督。早在一九一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因北京政府涉嫌“宋案”，上海民众就通电袁世凯、赵秉钧：“宋案铁证涉及二公，望总统携总理即日辞职，受法庭之审判。”这在当时震动很大。巴黎和会期间，国内舆论的活动表明现代舆论开始成熟。一九一九年二月五日《民国时报》披露，中国作为战胜国，按国际惯例，有权向和会提出废除中日不平等条约及秘密协定，但却遭到了日本政府蛮横干涉。消息传出，引起中国民众的不满，北洋政府在民众的压力下，没有向日本做出让步。《民国时报》在《本社专电》、《特约》等专栏上披露和会的发展情况，在巴黎的梁启超也利用《晨报》为舆论工具，不断报道有关山东交涉的种种最新动态，利用舆论来影响中国政府在巴黎和会的外交。中国政府最终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与受到社会舆论的压力有很大的关系。五四运动之所以爆发，舆论方面起了很大的宣传鼓动作用。此外，如果当时没有允许民间办报、言论相对宽松这样的社会条件，新文化运动也是很难开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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