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以革命的名义》
读《以革命的名义》 (第2/2页)通过对社会阶级級结构的这种人为组合和划分，红色高棉实际上是恢复了南亚社会的种姓制度。“公民”并非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而成为社会中一个特殊的等级，同时通过把各种异己份子或仅仅是没有积极地参加革命的人排除出“公民”的范畴，使得随意迫害和剥夺他们的生命权有了“合法”的理由，他们的大量丧生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虽然总的来说，红色高棉主要是利用这些“贱民”来从事艰苦劳动，但同时也对他们进行思想上的“再教育”，而这种再教育在方式上也像整个柬埔寨革命一样，具有最直接、最粗俗的特点。一些幸存的“四月十七日人”回忆说，在每周两次由红色高棉人员或“根据地人”召集的“生活方式”会上，总是重复这样一些问题：“你和革命一致了吗？你还在想念你的个人财产吗？你劳动时是真的感到愉快还是只好去干？你还想念你的老婆孩子吗？”
值得一提的是，那些“根据地人”和“完全权利者”也仅仅是在纸面上享有比前者完整的权利，加上他们可以对前者实行群众专政、至於在红色高棉面前他们照样是没有任何“完整权利”可言的。例如实行集体化以后，他们没有离开原来村庄的自由，所有财产都被剥夺，私藏粮食查出后要被处死刑。随著经济形势的恶化，他们集体食堂的饭锅里也和他们专政对象的一样，都只有糠皮。
经济上，红色高棉的目的不但是废除商业和其他在正常社会形态下的各种经济和服务行业，而且是要建立一个以大米生产为全部基础的自给自足的农业国，靠大米出口来建设国家。波尔布特强调一个“快”字，他说：“我们和他们（他指的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同，我们比他们更快。”掌权以后，红色高棉先是提出了每公顷产三吨大米的指标，而过去柬埔寨平均每公顷只有一吨。后来在一九七六年八月正式宣布了“四年计划”，政治思想被看作是最有力的杠杆，如一个干部所说：“当一个民族被政治觉悟唤醒时，它能做到一切。我们的工程师办不到的，人民能办到。”他后一句话指的是知识份子受到物质和技术条件的束缚，反而不如普通人有魄力。波尔布特就曾经自问自答道：“我们能达到这个指标吗？答案是我们在任何地方都能，证据就是我们的政治运动。”
当时，大量城市居民被遣散下乡的经济考虑，也就是他们可以被用来当作无偿农业劳动力使用。柬埔寨西北地区是主要产粮区，这项工作很大程度上要由一百万万被遣送到这里的“四月十七日人”来承担。在两年艰苦的开荒和修筑水渠的劳动中，大量人口因过度劳动、饥饿、营养不良和疾病而死亡。当劳动力大量减员的消息上报到金边时，领导层往往迁怒於“阶级敌人”捣乱，於是又展开在监工的红色高棉内部的清洗和对被怀疑的“四月十七日人”的处决。同时，由中央制订的指标成了政治任务，完成不了就要向地方干部问罪，这就迫使红色高棉基层干部把“四月十七日人”和农民驱使到极限。以彻底改造国家经济结构为目的的“每公顷三吨”和“四年计划”就这样成为了大屠杀的又一个组成部分。
历史证明，在社会上实行恐怖专政的政权，或迟或早也会在统治集团内部实行这种专政。因为当有组织的恐怖成为惯性和构成体制的要素时，它必须为自己找到一个有组织的目标，而社会和个人的原子化便使得唯一有组织的统治集团自身成了这种专政的对象。大规模的镇压和屠杀成为红色高棉新建立的社会结构中的重要一环之日，也就是定期清洗成为其黨内秩序的一部分之时。波尔布特的理论是搜寻和消灭“细菌”。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当S２１的审讯档案越积越高时他召开了一次“学习会议”，说：我们还不能确切地知道它究竟在那里。病源必须要暴露出来才能被检查。因为人民革命和民主革命的热量还不够……我们在党内搜寻细菌的工作还没有成果。他们埋得很深。然而，当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前进时，他们渗入党、军队和人民的每个角落。我们会找出这些丑恶的细菌……但如果我们有片刻的耽搁，这些细菌就会造成真正的危害。……根据我们十年来的观察，很清楚，敌人根本没有消失，因为他们不断地进入党内。但他又保证说，这些“细菌”最终都会被揭露出来，因为“党有著像菠萝那么多的眼睛”。
红色高棉内部清洗的特点是其涉及面广泛到了以某个地区的全部政权组织、军队甚至总人口为对象的程度。在前述一九七八年对东部地区的清洗中，中央提出的口号是这个地区的干部、军人和平民是“高棉人的身体，越南人的心”。结果在六个月中处决了十万人，占当时全国人口的七十分之一至八十分之一。这种大规模的处决已经不是为了解决党内一部分人的问题，而是要把整个一块地区通过消灭很大一部分原有人口而达到政治上的纯洁。
四、红色高棉在二十世纪革命史上的地位
西方学界对红色高棉到底是一场甚么性质的革命有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说它是“一场彻底的农民革命”，是农民起义者对城市的报复，其暴力行为并不来自於波尔布特和乔森潘的思想，而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农民×义压倒共產主义的结果。而且即使是柬共领导人自己也是充满农民浪漫主义的小资产階級。但很有影响的《波尔布特体制》一书的作者柯能根据他所作的五百个采访资料认为，即使是农民也不能在这个体制下生存，红色高棉的农村政策是以牺牲小农为代价的，它摧毁了柬埔寨农民千百年来赖以生存的三个要素：家庭、土地和宗教，把他们直接束缚在国家权力之下，实际上是建立了一个“契约奴农业国”。值得注意的是柬埔寨自己的观点。现任首相、原红色高棉高级干部洪森的《柬埔寨一百三十年》今年四月刚刚出版了中文版（在新加坡和柬埔寨发行）。根据四月五日香港出版的《亚洲周刊》的专题报导，洪森认为“中国*的思想根源是***思想，波尔布特的思想根源於毛的思想，毛的思想在柬埔寨得到实践，但也证明是失败的”。在洪森访问**以后，他对红色高棉路线的产生根源有新补充，认为波尔布特思想中超过毛主义的东西源於北朝鲜。
笔者认为红色高棉无疑属於二十世纪共產主义革命这条线索，但却是这个革命的极端时期——俄国革命到一九三Ｏ年代末为止，中国革命到一九七Ｏ年代末为止，和古巴革命到一九六Ｏ年代末为止——的继承。本来这三次革命的社会重构就有一个加速度的趋势，一个比一个早，一个比一个快，一个比一个激进。而红色高棉则是它们的缩微版和强化版。其证据是：红色高棉在两三年里就把上述要在最短十年、最长三十年的时间里走完的重构社会的革命历史过程一蹴而就。例如：它几乎没有土地改革，直接进入了集体化，而在苏联和中国，集体化是夺权多年后才实行的；它开始实行“四年计划”也比这三个国家早得多；在这三个国家（特别是苏联和中国），大规模的党内斗争和清洗是夺权政权十多年后才有的，而红色高棉则几乎是一进城就展开了。
然而，这种时间上的大大缩短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红色高棉政策的极端性。说服、教育、限制、利用、改造和赎买等等这些具有“过渡时期”特征的政策在民柬是基本看不到的，唯一的手段就是“组织”的指令和AK47冲锋枪。很多研究者指出，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成为贯彻政府号召的主要手段的动员大会或者群众游行等等，在柬埔寨也很罕见，红色高棉甚至觉得这些都是累赘了。此外最值得一提的是，在以上三个革命中，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家庭虽然从观念到形态上都受到了极大的改造，但其基本结构还在，家庭没有被废除。而红色高棉把废除家庭作为重构社会的起点，在夺取政权以前就实行了，夺取政权后在全国推广，合作社和各种强制劳动组织成为了社会的最基本单位，一个家庭的成员按照性别和年龄被分进不同的组织，未成年子女和父母分开。男子三十二岁、女子二十五岁以下不准结婚。废除家庭的另一个重要形式，也是实行得最彻底的，是公共食堂制。公共食堂的意义决不仅仅是坐在一起吃饭，而是消灭社会生活的私人空间。红色高棉把废除家庭进餐看成最能体现柬埔寨革命创造性的成就，其干部这样说：甚至中国都还保留著这个“资本主义的结构”。
在高度集权方面，红色高棉不但毫不逊色，而且也有自己的特色，这就是家族政治。柬共两个最高级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是连襟，他们从巴黎留学时期就结成了政治同盟。革命的“亲戚关系”使得高级领导人的家庭成员遍布各级领导职位，最有代表性的是被一些中国大陆媒体称为最“善战”、“威严”、受下级“敬畏”的红色高棉西南大区领导人独腿塔莫。此人不但因血腥清洗东部地区而有“屠夫”之称，而且把自己家庭的几乎所有成员都安排进自己控制的西南区（个别的进入金边地区）党政军要职，包括他的两个姻亲（地方区一级党组织领导人），四个儿子（从工厂党的书记到军队师一级指挥官），五个女婿（从地方省一级的书记到金边唯一的波成东机场司令），五个女儿中一个是TramKak区的书记（这是红色高棉的样板区，其书记原来由这个女儿的丈夫担任），另一个也是某个医院的院长。正是这种家庭权力网使得塔莫得到另一个绰号：“塔莫大爷”。
红色高棉在让社会其他成员废除家庭的同时，却把自己家庭的功能发挥到了和政权结构相等的程度，这不仅仅是出於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而是在红色高棉用如此血腥的手段建立起来的体制中，血缘关系成了唯一能信任的关系。“屠夫”塔莫是红色高棉坚持到最后的将领（一九九九年四月落网），这是因为他屠戮太多，无法回归社会，但他能坚持到最后或许也说明了其家族权力网的有效性。
有意思的是，一九七八年秋，在红色高棉政权只剩下两三个月的寿命时，党内讨论过实行“改革”，其措施是从教育开始。部分小学重新开放（有材料说“四月十七日人”的子女仍然没有权利入学），几百名西方留学回国的知识份子在或杀或关之后此刻剩下了十五人，他们接到命令去办一所技术学院，招收三百名十—十六岁的学生。此外甚至还考虑过恢复使用钱。红色高棉以为历史还会给他们一次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机会，让他们再创造一次奇迹，在四年内从民族灾难走到“改革开放”。但他们错了。柬埔寨社会被他们摧毁到了已经无法在他们手中重建的地步，柬埔寨人民宁愿接受一个由越南人扶植起来的、起码可以让他们家庭团聚的政权。
红色高棉曾经自认为承担了在一场世界范围内不断加速的革命中最后冲刺的任务，结果却是一头栽进了以上百万同胞的白骨为陪葬的万丈深渊。
作者：程映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