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第一章 (第2/2页)白崇禧微笑着问：“你的意思是，改华北决战为华东决战，先发制人在上海打响，吸引日军主力师团增援淞沪，将战略轴线由南北方向改为东西方向？”
“是这样，我认为非如此不可，否则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绝非危言耸听。”蔡继刚回答。
孙立人把一杯咖啡递给蔡继刚：“云鹤兄，刚才大家正在讨论这个问题，而且是英雄所见略同。蒋先生、张总司令、陈长官和白长官都想到了改变战略轴线的方案，并准备上报蒋委员长批准。”
蒋百里赞许道：“贤侄啊，没想到你年纪轻轻，倒是很有战略眼光，能一针见血地提出问题，并且马上想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你这样的军官将来前途无量啊。”
“蒋伯伯，您过奖了，其实各位长官早已想到这一点了，我不过是马后炮罢了。”蔡继刚恭敬地回答。
1937年的蒋百里，是中国军界当之无愧的重量级人物。他早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后来又留学德国学习军事，回国后曾任保定军校校长、陆军大学代理校长等职，一生桃李满天下。他在三十多年的职业生涯中，先后被赵尔巽、段祺瑞、袁世凯、黎元洪、吴佩孚、孙传芳、唐生智、蒋介石等聘为参谋长或顾问，却从来没有亲自指挥过一次战役，只是充当高级幕僚，颠沛于诸侯之间。准确地说，蒋百里先生是位军事学家，而非军事家，但他的军事学术成就却是举世公认的。中国最早关于空军构建的思想，是来自陆军出身的蒋百里。他也是提出对日持久战理论的第一人，被称为中国“现代兵学之父”。
蔡继刚年轻时一贯恃才傲物，他看得上眼的人不多，唯独对这位军界老前辈，蔡继刚始终奉其为终生导师。
1937年8月13日，中国军队先发制人，在上海八字桥打响了淞沪会战的第一枪，一场惊天动地的大血战骤然爆发，中日双方在这场会战中投入的总兵力达到上百万人。
蔡继刚以税警第4团副团长的职务参加了淞沪会战，在孙立人团长率领下，于蕰藻浜一线同日军血战两周。在阻击战中，孙立人身先士卒，负伤13处后撤下战场，蔡继刚接替了第4团的指挥，直到第五天他三处负伤后才被抬下战场。
从表面上看，蔡继刚的军旅生涯很完美，军校毕业后从连长干起，直至副团长，在战争中独立指挥团级建制打过恶仗，经历过最惨烈血腥的现代化战争，他的资历似乎无可挑剔。但蔡继刚坏事就坏在嘴上，弗吉尼亚军校的立校精神是诚实与荣誉，蔡继刚一直将此奉为金科玉律。他性格直率，口无遮拦，不愿说违心话，他看不惯军官之间的倾轧和钩心斗角，也难以容忍国军内部的腐败风气。他当营长时，曾经有个军需处长诱劝他经手全营伙食费时“捞一把”，蔡继刚当即翻了脸，毫不客气地向团长孙立人揭发了那位军需处长，使这位仁兄连降三级。
本来税警总团就标新立异，以众多的留学生来管理军事训练和日常生活，这已在传统排外的国情之下显得鹤立鸡群了，再加之留过洋的军官们无视环境如何，相互间开口便是洋文，这更让不懂外文的军官们感到自卑，他们将这些洋派军官们视为异类。而蔡继刚的为人更是异类中的异类，因此处处受到排挤。蔡继刚心灰意冷，渐生脱离税警总团的念头。
淞沪会战中，税警总团伤亡惨重。会战结束后，当时的总团长黄杰被第三战区长官顾祝同拉拢，将余部编为40师，而五千多个伤员就不管了。蔡继刚闻讯，伤未痊愈便赶往40师师部归建，他实在不愿再回到税警总团了。
孙立人以后就以这5000伤员为基础，于1938年重建税警总团，不久便率部参加了武汉会战。1941年年底，这支部队又被改编为新38师，加入远征军战斗序列，归国后编为新1军，成为国军五大王牌之一，此为后话。
淞沪会战历时三个月，最后以惨败告终，还连带着首都南京失守。蔡继刚痛定思痛，得出诸多痛苦的结论，他认为，当时的中国军界虽名将如云，但真正具有大战略思维的将领却属凤毛麟角。将领们缺乏战略眼光倒也罢了，即使在战役预案的制订与战役指挥层面上，也同样缺乏操作性。以淞沪会战为例，国军统帅部的长官们表现得很弱智，淞沪地区水网密布，地势平坦，地域狭窄，属于战略防御的浅近纵深。在既无战场筑垒准备，又缺乏回旋机动余地的作战地幅内，仓促展开70万大军，摆开决战的态势，此举在战略指导上是极其愚蠢的。蔡继刚百思不解，统帅部的长官们在战役布势和兵力运用上，为什么眼光总盯着淞沪这个弹丸之地？假如国军在淞沪地区打响后，趁日军大举增兵登陆，采用交替掩护、节节抵抗后退的方式，把防御纵深拉长到长江三角洲地区，将日军主力引往预设战场，以现成的国防工事为依托进行正面阻击，进行大纵深防御，再灵活运用轻装部队在江南水网地带进行逆袭，这样既拉长了日军的补给线，又避免了日本海军舰炮火力的威胁，而且能使以航空母舰为基地的日军飞机降低作战半径，削弱其作战效能。若真能如此，中国军队在战场上的伤亡就不会如此巨大。
淞沪会战的结局使蔡继刚感到很悲哀，没办法，自己虽早有预见，但由于人微言轻，这场大血战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蔡继刚对这场会战的结论是，在战略上，国军统帅部的将领们天才般地制订出改变战略方向的作战方案，使中国以弱势与守势竟然掌握了战略主动，创造出劣势一方引导战略主动的先例，在战略指导方面策划得近乎完美。
然而，在淞沪会战中，国军统帅部在战役布势及兵力运用方面却极为愚蠢，其作战指导思想无法适应机械化兵团大纵深突击的特点，既未形成纵深梯次配置，又缺乏强大的反突击战役预备队。国军一线兵团紧贴海岸线以单薄的点线防御迎敌，在日军优势的空中火力及舰炮火力的攻击下伤亡惨重。而二线兵团在战术上又无法对前线进行有力支援，只能无所事事地采用逐次增加兵力的“添油战术”，不断将大量后备兵力输送到血肉横飞的作战地幅内，将这些有生力量逐渐碾碎于血肉磨坊中。
万幸的是，日本陆军的将领们也同样愚蠢，他们的战术呆板，缺乏灵活性，只会一味地平推硬攻，自恃火力与兵力的优势，专门攻击国军坚固阵地，采取硬碰硬的打法。如果他们的智商再高一些，以优势的火力和机动能力进行迂回攻击，直接切断国军上海与南京之间的交通线，那么国军在上海的阵地早就被日军分割包围，丧失战斗力。若能如此，淞沪会战无论如何坚持不了三个月，中国的70万大军完全有被聚歼的危险。可惜，历史容不得假设。
战争初期，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蒋介石采取了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持久战。综合武器装备、作战技术、将士之士气等诸因素，国民**军事委员会对日军战斗力的评估是：一个日本士兵可以对抗八个中国士兵。在战争期间，中国军队的兵力部署也基本按照这个比例。这是个极其无奈的选择，弱势的中国军队只能以巨大的牺牲，换取优势一方的日本军队有限的伤亡。这毫无疑问是不等价的交换，但蒋介石仍然希望以中国人多地广的优势，最终将日本消耗至战败。
纵观淞沪会战，中国方面的战略指导是成功的，而战役布势及战役指挥是失败的、愚蠢的。万幸的是，中国军队以正确的战略指导为此后的长期抗战赢得了时间，同时也将东部的工业及战略资源，有序地转移到长江上游的西南地区，为此后的长期抗战打下了物质基础。凭此一点，中国就亡不了。
蔡继刚在中央军系统中因性格问题及非黄埔出身等原因，一直郁郁不得志，虽然由于不同凡响的学历背景升至上校军衔，但也只是在军一级指挥部当个作战参谋，始终没有带兵权。
1942年年底，军委会军令部需要一名往返各大战区的联络官兼督战官。军令部长徐永昌认为，此督战官的首选条件，应该由与军内任何派系都不沾边的军官担任，于是蔡继刚理所当然被选中。考虑到经常要和将官们打交道，区区上校何以服众？军令部斟酌再三，上报何应钦特批，破格提升蔡继刚为少将军衔。其实这不过是个礼仪性的虚衔，并无实权。
光阴荏苒，转眼蔡继刚回国参战已近十三余年。此时，刚刚参加完第一战区司令部军事会议的蔡继刚心情抑郁，他呆呆地望着青翠的绿篱，本能地觉得李家钰的建议是正确的，那个黄河铁桥一旦被日军修通，战役的结局显而易见。到那时，广阔的豫中平原将无险可守，潮水般涌过黄河铁桥的日军坦克集群将在豫中平原上纵横驰骋，如入无人之境……
至于蒋鼎文坚持将司令部设在洛阳的理由，更令蔡继刚哭笑不得。这位陆军上将完全混淆了指挥官与指挥机关的界限，高级指挥官亲临前线，与将高级指挥部设置于前线完全是两回事！
蔡继刚的目光仿佛越过洛阳城，越过黄河，伸向雾气迷蒙的黄河北岸，他心中渐渐升起一种不祥的预感：敌人在调兵遣将，蓄积力量，庞大的战争机器已经发动，随时有可能向中国军队发出致命的一击，而我们什么也不做，几十万大军就这样无所事事地坐等日军的进攻。悲乎！我的中国！
在古今中外的一切战争中，交战双方对战略主动权的争夺是首要问题，哪一方掌握了战略主动权，就能够控制战争的进程，继而取得最后的胜利。
那么在1944年春季的中原战场上，中日交战双方究竟谁掌握着战略主动权呢？答案很清楚：日本。这个经过长年战争消耗、业已气息奄奄的帝国，仍然掌握战略主动权。
其实日本帝国的日子过得相当糟糕，自1944年始，美军攻占马绍尔群岛，进而轰炸日本联合舰队基地特鲁克和马里亚纳、加罗林群岛。日本军务局长佐藤面见东条英机，提出从马里亚纳和加罗林群岛撤退。这样，日本首相东条英机于1942年宣布的太平洋绝对国防圈就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
2月26日，美英军队在新几内亚北面的阿德默勒尔蒂群岛登陆，日本南洋派遣军司令部拉包尔完全陷于孤立无援的状态。
3月5日，英国温盖特少将的空降兵团在北缅伊洛瓦底江两岸空降。更致命的是，由于美国潜艇群的出色表现，日本帝国向南洋战区输送兵源补给的海上运输线被严重封锁。以战争的总趋势来看，日本帝国就像是拳击台上一个连遭重击、即将被打倒的拳击手，只需对手盟军方面最后一击就可结束比赛了。
可奇怪的是，这个已经鼻青脸肿的拳击手在倒下之前，却一反常态地向胜利者发出致命一击，然后他惊讶地发现，即将获胜的对手居然被打得轰然倒地，几乎丧失了比赛资格。
现代化战争是国与国之间的总体战，在1944年中日两国的战力比较上，并不是日本军队太强，而是中国军队太弱。弱在哪里？不仅仅是综合国力和武器装备上的悬殊，而且也是双方高级将领在智力层面上的悬殊。
1944年春，日本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大将，在南京的派遣军司令部召开由各方面军、野战军及师团长以上将领参加的军事会议，制订出一套完整的作战计划，即《一号作战计划》。
其内容是，此次作战将要达到三个战略目的：
第一，在美英海军封锁太平洋航线的情况下，打通一条北起东北，横穿中国大陆，南至越南河内的铁路交通线，从东北到朝鲜半岛与帝国相连，保持帝国与大陆的进出自由。
第二，消灭中国西南地区的中美空军基地，消除其轰炸日本本土的威胁。
第三，消灭重庆军队的主力，特别是蒋介石的中央嫡系部队。
畑俊六大将的战役布势及兵力运用是这样的：第一阶段作战，将打通郑州至信阳之间的铁路线，围歼中国第一战区防区内的重兵集团，尤其是消灭该战区的核心主力，汤恩伯的王牌第13军。
华北方面军冈村宁次大将为此次作战的总指挥。由华北方面军第12军司令官内山英太郎中将率领第37、第62、第110师团，独立混成第7、第9旅团，骑兵第4旅团、坦克第3师团从郑州以**破黄河防线，向平汉铁路南段沿线发动攻势，一举击溃中国军队，占领并确保平汉铁路南段的畅通。
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中将，以独立步兵第11旅团主力七个大队的兵力，从信阳出发北进，策应华北方面军作战。第13军以一部分兵力从安徽蚌埠地区沿黄泛区南侧前进，策应华北方面军作战。第5航空军司令官山下琢磨中将，以一部航空兵力量，配合地面部队进攻。此次战役，日军投入总兵力初步定为20万人。
为实施《一号作战计划》，日军大本营倾其明治维新以来所有累积的陆军战力和物资，孤注一掷投入此行动。日军大本营决定，中国派遣军在执行一号作战计划中，所有的兵力与支援要求都给予最优先的配合。在兵力动员上，日军大本营决定再动员51万部队，优先补足中国派遣军所有的缺额；尽量将原先在中国战区的乙种师团与丙种师团，调升为甲种师团，这样就使得日军甲种师团加上所有补充、特种作战单位之后，其作战兵力已达到32000人。此外，日军大本营还抽调日本本土与关东军的部队，进一步支援中国派遣军的一号作战。
日军对于一号作战计划的先期后勤准备，周全到几乎难以想象的地步。先是改组中国战场的航空兵团，仅是空军作战的油料，就有半年的储量，而弹药的储量多达两年。
陆军方面则破天荒地派出从未在中国战场上使用过的坦克师团。参战各军的粮弹后勤支援，都有半年以上使用量的准备，并且调集了马匹67000匹，运输汽车13000辆，运输补给船艇10000艘，还调动了日本全国所有的道路、桥梁工程支援人力与器材，投入战线后方道路的维修。
日军大本营为一号作战计划所有的作战需求，上至野战医疗设备，下到士兵军靴的修理，都准备得一应俱全。
箭已在弦上！日军的一号作战，很快将成为中国军队的噩梦。
现在，日军在黄河大铁桥的修复工程显然加快了速度，汉王城国军炮兵的炮火干扰索性成了应付差事的象征性行动，而对面日军的炮火却丝毫没有懈怠，只要国军敢发一炮，立刻就回敬20炮，到后来国军炮兵干脆一言不发，保持沉默了。于是黄河大铁桥在中国守军的注视下，在近三个月的时间里，一点一点向南岸延伸，与此同时，浮桥的铺设也在日军火力的掩护下进展迅速。
4月初，黄河大铁桥终于修通了。
忧心如焚的蔡继刚连连向重庆发报，汇报第一战区的作战计划存在严重偏差，同时申请动用空军不惜一切代价，炸毁新修复的黄河铁桥。
军令部第一厅厅长在电话里训斥着蔡继刚：“我说小蔡呀，第一战区的作战计划是军令部依情报编制下达的，你的任务就是督促各部执行落实，即使有不同意见也不能越权干涉，你这么干是两头不落好，以后不该说的话少说！再说，美国驻重庆武官认为，日军在河南的攻势准备不过是春季演习，日军很快便可退回原防地。怎么？你小蔡比美国盟军的参谋官还高明？”
蔡继刚忍着气说：“厅长，卑职并不认为官阶低就该闭嘴，这是关系到几十万大军生死存亡的大事，卑职明明看到其中潜藏的危机却不说话，其良心何在？现在黄河铁桥的修复是明摆着的事实，日军重型装备云集新乡的情报也确定无误。一旦敌人大量坦克过桥，豫中平原河流稀少，全是旱田，几乎无险可守。我军缺少反坦克武器，后果将不堪设想！我认为，动用轰炸机炸桥是最后的办法。厅长，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总得想想办法呀！”
厅长的口气缓和一些：“这个嘛……我倒可以向上面反映一下，不过批不批准我可不敢保证，当然，责任不在你啦。”
挂上电话，蔡继刚颓然瘫倒在沙发上，他悲哀地发现，那些手握重权的将领们，脑子好像根本没用在打仗上。
蒋介石、徐永昌、蒋鼎文等人的脑子出了问题，而盟军驻中国战区的参谋长史迪威中将的脑子也没好到哪儿去。
近一个月来，沉寂的中原战场上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危机态势，美国第14航空队的侦察机发现，日军在黄河故道曲折处有大批运兵卡车向新乡以南开去，湖北北部的日军车队越过省界，向豫南信阳集中。沿长江有数不清的日军船舶在集结向武汉推进。第14航空队司令陈纳德将军向史迪威发出警告，认为日军在河南的部署是珍珠港事件以来最危险的态势，并建议4月份将驼峰航线的空运量提升至8000吨，立刻派轰炸机沿长江对日军船舶和九江、岳阳一带的交通线进行饱和轰炸。
由于美军机场大部在华南，B-17和B-24轰炸机载弹量和航程有限，难以对豫中战场提供密集支援，陈纳德准备调集飞机进驻汉中、安康一带的川陕机场，试图在日军过黄河之前将黄河铁桥炸毁。但史迪威认为，日军不具备在中国战场大举进攻的能力，陈纳德有些“大惊小怪”。第14航空队的第一任务是保卫成都的B-29轰炸机基地，其他的他让陈纳德“少管闲事”，对陈纳德的建议和行动予以制止。
对于轰炸黄河铁桥的建议，史迪威提出，必须由第一战区提供邙山日军桥头堡的防空火力情报，否则他“不便”派飞机轰炸。令人不解的是，美军B-29飞机轰炸日本本土时却并没有提出过这个条件。汉王城的国军驻军也根本拿不出对方的防空情报，事到临头就是想收集也来不及了，于是轰炸黄河铁桥的事就这样不了了之。
邙山桥头堡的日军似乎增加了好几百人，在拼命修筑工事。他们的阵地沿鸿沟在向东延伸，扩大了近两倍，虽然大桥已经修通，双方的炮击也停止了，但形势却一天天紧迫起来。
十万火急的军情报告打到洛阳，第一战区长官部的回复仍是千篇一律的措辞：
“注意警戒监视，不可轻举妄动！”
4月8日是个艳阳高照的日子，一大早，汉王城守军阵地上传来一阵阵铃铛声，几个老百姓牵着牲口向阵地走来。为首的是个三十多岁的汉子，壮实的五短身材，一脸络腮胡子，一双小眼睛不住地左顾右盼。他左耳上夹着一支铅笔，头戴一顶脏兮兮的破毡帽，身穿蓝布长衫，腰围布腰带，还把长衫的前后摆撩起塞在腰带间，显得很精干。另外两个牵驴的都是短衣打扮的精瘦年轻人，黑布裤腿高高挽起至膝盖，一看就是庄稼汉。
一个国军少尉拦住庄稼汉：“嗨！往哪儿走呢？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去去去，离这儿远点儿。”
壮汉摘下帽子朝少尉鞠躬道：“老总，俺是西面王村镇铁匠铺掌柜，听说队伍上卖炮弹皮，俺来上门收购，也省得老总们费时费力往集上送。”
少尉上下打量了壮汉一眼，疑惑地说：“每次都是我们把炮弹皮送到广武镇李掌柜那儿卖，从来没人上门收购。再说了，也没听说王村镇有铁匠铺呀？”
这时连长急匆匆赶来，查看了两头毛驴的跨篓，没发现什么，他面露喜色地说：“这下好了，每次送货还得借后勤处的骡子，闹不好还要为分钱吵架，你是……”
壮汉赶紧又鞠了一躬：“老总，俺是王村镇的，铁匠铺刚开张五天，这年头生意难做，唉……俗话说同行是冤家，往后你这儿的炮弹皮俺包下了，俺比广武镇李掌柜每斤多出两毛钱，你看咋样？”
连长心中窃喜，表面却不动声色：“河防重地禁止闲杂人员入内，我让你们进来，还担着干系，不能让上面知道。每斤加两毛我犯不上，这样吧，每斤加五毛咱就成交了。怎么样？”
壮汉显得很为难，他咬咬牙，朝地上猛啐一口唾沫：“中！加五毛就五毛，这买卖俺做啦！”
连长立刻吩咐一个上等兵带两个年轻伙计去后面战壕搬炮弹皮，同时令少尉在此监秤记数，自己就回连部了。
壮汉笑眯眯地从藤筐里抽出一杆秤，耐心地等待两个伙计将炮弹皮搬来倒在地上，另外两个士兵用扁担将秤和藤筐抬起过数儿，由少尉在小本上记下数目。那壮汉从耳朵上取下铅笔，靠着大青骡也在小本上记着什么。
少尉心中很不高兴，心说有我记数就行了，你还记什么？莫非是不放心，还要跟我对账不成？国军军官都是有些脾气的，他们横行惯了，对老百姓从来不大讲礼貌。少尉冷不防一把抓过壮汉手中的小本，漫不经心地瞟了一眼正要扔掉，谁知这一瞟不打紧，少尉惊出一身冷汗，小本上记的哪是什么数字，居然是国军阵地上的工事炮位标记。
少尉大喝一声：“你是奸细！”他一把揪住壮汉的衣领。
那壮汉早有准备，他反手攥住少尉的手腕，熟练使用柔道投技，将少尉隔着大青骡摔了出去，砸在两个毫无防备的过秤士兵身上，壮汉闪电般从怀里抽出手枪连开三枪，随后掀掉青骡背上的藤筐飞身骑上，用枪柄狠命砸在青骡屁股上，大青骡一头冲了出去……
这一切都是在短短十几秒内发生的，阵地上乱作一团，连长从连部里冲出来，大梦初醒地狂呼：“日本探子！给我开枪，别让他跑了！”
哪里有人开枪，枪都在掩体边架着，士兵们乱哄哄地跑去抓枪，在狭窄的交通壕里挤作一团。
阵地工事里的机枪哒哒哒地响了，而壮汉已经骑着骡子冲进阵地旁的深沟里。连长气喘吁吁地带着士兵们赶到沟边，朝着跑远的日军探子开枪射击。谁知对面的日军大炮轰然响起，一个密集齐射就把阵地变成一片火海，连长和士兵们连个愣儿都没打，立刻抱头鼠窜，逃回掩体。
这次事件导致一名军官和两名士兵丧生，那两个搬运炮弹皮的年轻伙计被当场抓住，经审问后确系日军雇用的中国农民。连长一肚子怒火无处发泄，连请示都免了，掏出手枪当场就给毙了。
无独有偶，当天下午中牟县西堤守军防地上也出了事，是阵地最东端的几个哨位。
原来三个哨位的哨兵寂寞难耐，他们盘算离吃晚饭时间还早，便离开哨位挤到一个碉堡里，和两个机枪手推起了牌九赌钱。没一会儿，这五个士兵为出牌顺序发生争执，两位弟兄还动起手来，一个机枪手一拳把一个哨兵的鼻子打出了血，其余三个士兵连忙上前拉架。弟兄们正折腾得热闹，碉堡里不知什么时候进来八个全副武装的“国军”士兵。在刺刀的威逼下，五个打牌的士兵被破布塞住嘴巴五花大绑捆了起来。士兵们瞪着惊恐的眼睛，战战兢兢地靠墙根儿站成一排，他们本以为对方会给个战俘待遇，谁知对方毫不留情，瞬间用刺刀将五个士兵钉在了墙上……
这是一支日军的侦察分队，他们的任务就是渗透、侦察、突袭。日军士兵们迅速擦干刺刀上的血迹，走出碉堡。三个人进入哨位扮作哨兵继续放哨，其余人则扮作巡逻队，沿交通壕的边缘大摇大摆向阵地纵深走去，沿途不停记录着守军的炮位、工事、碉堡的位置。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一个炊事兵提着饭篮走进碉堡，见到碉堡里的惨状，他不由发出瘆人的一声怪叫，回身冲出碉堡朝天鸣枪报警。
“叭！”一声震耳的枪声打破了阵地上的宁静……
炊事兵鸣枪后还没来得及逃走，脑门上就中了一颗子弹，潜伏在哨位上的日军士兵迅速冲进碉堡里埋伏起来，一个中尉带着一个排的士兵朝枪响的地方奔来，和日军假扮的巡逻队撞个正着。
中尉刚喝了声：“口令？”日军特工队就开了火，国军士兵立刻还击，阵地上顿时枪声大作……国军伤亡了几个弟兄。日军特工队交替掩护着撤退，国军中尉一把夺过机枪狂扫，撂倒了跑在后面的两个日军士兵，其余人跑得飞快，越过碉堡朝河滩上跑去。国军士兵们蜂拥而上，突然碉堡里的机枪响了，国军士兵们在猝不及防中被打倒一片，其余人被猛烈的火力压制在地上抬不起头来。
那个中尉还算镇定，他知道碉堡已被日军占领，便带着一个下士翻身跳进交通壕，慢慢接近碉堡的后门。中尉一脚踹开木门，将两颗手**扔了进去。爆炸过后机枪声停了。中尉发现碉堡里只有一个日本兵，此时已被炸得支离破碎，而其余的日本兵早已跑得无影无踪。
这两个事件同时上报到洛阳的一战区长官部，蒋鼎文终于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这个时候哪怕是个白痴也会明白，日军的进攻已经迫在眉睫！他气急败坏地下令：“河防阵地全部戒严，守军进入一级戒备，加固工事，增加粮弹贮备，派出巡逻队日夜不停巡视，严密监视对岸一举一动。”
在一旁的蔡继刚跨前一步说：“长官，日军的进攻意向已十分明确，我建议向汉王城和中牟县西堤阵地增派兵力，并且向汉王城阵地两翼急调战防炮部队增援。还有……守中牟西堤的暂15军27师装备差，战斗力弱，我建议从85军抽调一个师加强中牟防务。”
长官部参谋长董英斌也表示赞同：“蔡督战官言之有理，现在部署还来得及！”
蒋鼎文不以为然：“你们怎么就能断定日军准在这两个地点过河？这极可能是敌人故弄玄虚，我们不可上当！再说了，85军抽一个师到中牟，他们守临汝的任务谁来代替？一个萝卜一个坑，丢了临汝你们俩谁负责？”
蔡继刚急了：“长官，这两个地点正好是郑州的左右两翼，如果同时被敌突破，郑州将三面临敌，实在太危险了！郑州一旦失守，马上会变为日军的前进基地，此地又是平汉、陇海两大铁路的交会点，敌军接济极为方便，而我军战况将会变得十分艰难！”
蒋鼎文干脆转过身子，慢条斯理地说：“小蔡啊，作战计划是军令部批准的，现已实施到位，怎么能临时变更？我负不起这责任，你小蔡更负不起！”
蔡继刚还要作最后努力，被参谋长董英斌连拉带拽拖到了室外。
董英斌小声劝道：“蔡老弟，再坚持就是犯上啦，何必呢？天塌下来有蒋长官撑着，管他呢……哎哟，老弟，你……你这是怎么啦？”
此时蔡继刚的眼泪抑制不住夺眶而出：“英斌兄，完啦，全完啦，我们的排兵布阵就好像十个指头按下十个跳蚤，哪个都不敢松开，没有任何防御重点和机动兵力，一旦被敌人突入分割包围，十个指头将挨个被斩断。到那个时候……我们几十万大军将死无葬身之地！”
董英斌叹息着：“可我们人微言轻，谁会听我们的呢？”
“上帝啊！求求你，救救我们中国！”蔡继刚泪流满面地祈祷着。
[1]
加伦将军原名为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1916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1917年组织赤卫队，翌年组建红军时任师长，1921年任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总司令，翌年任军长。1924年化名加伦来华到广州，任国民**首席军事顾问。1927年夏回苏，曾任乌克兰军区司令员助理、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员，指挥过1929年中东铁路之战。后任远东军区司令员。193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成为苏军最早的五元帅之一。1938年10月以“反苏阴谋”罪名被捕，随后被处决。1956年获平反昭雪。
[2]
黄色人种也称“蒙古人种”，具有下列特征：皮肤略带黄色或浅棕色，头发黑而平顺，颧骨突出，具有蒙古式的上眼皮皱纹。黄色人种有两个支系：亚洲支系和美洲支系。亚洲支系主要分布在亚洲的中部、东部和东北部地区。美洲支系主要指北美和南美大陆原有的居民如印第安人。他们是亚洲支系的人经过楚克奇海和阿拉斯加而迁至美洲定居的。故事中的土著人没有亚洲和中国的概念，他们只见过印第安人，因此把蔡继刚当成印第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