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时间往前人往身后（5-4）

第五章 时间往前人往身后（5-4） (第1/2页)

毕业之后，我决定来温哥华工作、定居，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母亲。
　　
　　母亲小的时候外公曾经带她来过温哥华出差，当时家里的人出一趟国并不容易，除非有上级特殊批准，所以母亲对这次出国印象很深，在她二十岁之前，她也没有再去过别的国家。
　　
　　外公去世之后，温哥华几乎成了母亲的执念，她小时候曾在这里与外公度过一段非常难忘的时候。她滔滔说着初到这里的时候那片建筑和现在比起来一点儿变化都没有，这栋楼好像是新起的，原来这里长了一颗非常大的枫树，现在变成了人家院子的木墩子。这里的屋前巷尾好像都属于秋天，但又跟之前完全不同。
　　
　　我们刚来这里搬进来的家是在鹿湖公园附近，这里也是母亲小时候住过的地方，后来楼的主人换了人，也没有再翻新，依旧有四十年前的痕迹。我们在曾在这里住过一段比较长的时间，那附近公园旁边的枫叶林，每至秋季，层林尽染，美不胜收。
　　
　　母亲说外公经常在下班后，带着她去公园散步，两个人钓鱼或者喂鸭子，有时候什么都不做，就是坐在椅子上静静等待日落。她还在树上刻过自己的名字，只是后来树找不到了，不知道是长大了，印记没了，还是她找错了。后来她也知道原来小时候喂过的鸭子不是鸭子，而是成对的鸳鸯，见过的大鸟也不是鸟，而是野鸭子。
　　
　　母亲总觉得冥冥之中外公在这里给她留了些什么，后来房子和树都没了，她才觉得是有这段记忆安慰着他，她思念外公，我便陪着她一块儿在这里静悄悄地思念他。
　　
　　原本的计划里，如果我不回国，老师打算把我和师兄都留在学校，平时做他的助教，其他时间依旧可以做我们自己想做的事。老师他这一届也带过很多优秀的学生，我和师兄两个人风格和性格太过泾渭分明，大概也是他上了心的一个原因。但他这份心意和期望，终究也是被我辜负了。知道我决心来温哥华，他除了有点儿失落别的话倒也不多，只是给我一封推荐信，推荐我来现在的美术院的工作。
　　
　　现在的院长是老师以前的同窗好友，他在老师那里了解过我的履历，也知道我另外有语言文学的学位，所以当时的推荐信一交给他，连同我的档案关系和其他入职手续一块都由他办理了。我就这么留了下来，成为摄影艺术教学研究组的一员。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沃特先生的，当时他还是我们二级分院的副院长兼职教学研究组的组长，不过两年之后，他出声的工作能力已经使他顺利升职，成为分院最高领导，负责管理学校的艺术中心。而我呢，志不在讲堂，教书育人，也不在行政管理，加官进爵。两年过去依旧是个小讲师，除了心飞越飞越高，越走越远以外，其他的还是在原地踏步。
　　
　　我刚到院里那会，据说院长在是把我安排到摄影学院还语言学院左右为难，最后他在两位领导中选了和我年龄最接近的，虽然沃特先生比姜离还要大一岁，不过这不是重点，重点是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得出我是多么不重要而又不敢随便的人。
　　
　　依旧是据说，当时我们领导被“委以重任”，院长亲口跟他传达对我的工作要求：“闲散一点也没关系，出去上课也可以尽量少一点，哦，她文学功底也不错，编辑的话可以考虑。能完成工作就不要管其他的自由时间，不过还不一定她能待多久。”据说这些句话后来在我们分院口耳相传，大家都以为是我是哪里来的背靠着大山的降落伞。
　　
　　我刚到院里那会，还不断有同事问我为什么要来美术院工作，我的那些作品是不是我自己拍，得奖成名是不是背后有人捧我上位。因为他们会觉得我来美术院工作，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如果我是一个自由的有才华而且荣誉加身的独立摄影师。但是不管我跟他们怎么解释来美院的工作的原因是什么，他们都会怀疑我的实力，因为在他们看来，华人摄影师在国际上是被普遍认为没有艺术细胞的，尤其是现代摄影艺术。
　　
　　我们摄影组是一个多元化团体，组里的人来自亚洲、欧洲、非洲和美洲各个不同国家和地区，每个人的教育和文化背景各异，语言也丰富多样。除了我以外，我们组另外有两个加拿大本地的华裔，不过中国籍华人只有我一个。不过很显然，他们对我的兴趣比另外两个多得多。我花了不少时间，才慢慢让他们对我减轻了好奇。
　　
　　我的工作性质相对自由，这也决定我跟我的同事相处的机会并不是很多，不过院里的活动和组里的聚会，如果邀请我，我也会参加，我跟同事们交往有我自己一贯的准则，那就是：拒绝歧视，有一说一，只谈工作兴趣，不讨论私生活，绝不高谈文化与政治制度，甚至将问题上升到地区和民族层面。因为我在现代摄影艺术上的成绩，尤其是人文摄影和纪实记录的得奖在我们院是最高的，我们院的人难免会有人对我的水平和作品有质疑，关于这种问题我一律不作答、不回应。起初，在我们有公共应酬的时候，我的同事会集中起来把话题引到我身上，沃特先生也在场，只要他们提出的问题不冒犯不尖锐，他只旁观，让我自己应付。只有偶尔几次，他才会主动帮我解围。
　　
　　我跟沃特先生并没有什么私交，他对我的好奇大概也不少，不过他跟其他人不同的是，他有因为身份地位需要保持的矜持和骄傲，还有因家境优渥带来的不俗的底气。因为他本人就是摄影界比较有名的人，面对我这样初出茅驴的摄影界新星，沃特先生也并不像其他同僚那么表现得那么急切在意，或者说他开始对我是不屑一顾的。所以当其他人开始对我轮番试探，我一次次避实击虚之后，他也终于认识到我不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对我也刮目相看了几分。
　　
　　人要适应一个社会团体，不管是在哪行哪业，不管地位职位高低，文化背景优渥普通，都是很难的一个过程。所幸我的同事们渐渐也清楚了我的脾气秉性，也知道我对他们构不成威胁，但论作品成就，他们也跟不上我的脚步。我们在求同存异的过程中，尽管存在文化冲突和社会矛盾，但最终都很融洽地接纳了对方。
　　
　　沃特先生在某个时期是我除了我们院长之外比较佩服的一个人，他跟踪过的几次社会纪实报道，都非常具有社会反省意义。其中一次关于欧洲难民危机的纪实摄影，就非常令人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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