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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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馆长阁下：
　　
　　我衷心希望当您看到这封信时不会觉得吃惊和困惑。早在一年以前我已经托朋友向您致以诚挚的问候，并表达了允许我造访您所管理的，堪称人类思想宝库的国立大图书馆的意愿。不久之后我朋友带回的消息让我振奋和感动。您不但答允了让我——一个外国大学的教授进入不向公众开放的内部资料室，还将与我研究课题相关的资料目录慷慨寄赠。当您接到这封信时我已经从格拉斯哥*的家中出发。我将从多佛走陆路抵达君士坦丁堡，在那儿稍作停留，拜访一下东罗马帝国的图书馆，然后搭船经苏伊士运河抵达巴格达。如您所知，这两个城市中收藏的记录对于我的研究至关重要，请您原谅我行程上的耽搁。从巴格达搭船到共和国还需要三到五个月，我估计这次横贯大陆的旅程大约会花费一年半的时间。
　　
　　关于我研究的课题，之前我的朋友霍普金斯应当已经对您提及了。但是——请原谅我在背后评点别人——我很清楚这位朋友习惯给事情的原貌化浓妆。为了避免有可能引起的误解，我想借这封信再次向您解释一下。
　　
　　我的专业分野是世界史，更精确地说是近代史。在我年轻时，这是个很轻松的工作——背诵年表，东方的事件与欧洲大陆的例子作对比，然后就会有一篇论文出炉。但近几年来，我的研究陷入一个瓶颈：近两个世纪前所有主要文明国家的发展轨迹都因为一个人而大大改变。您知道我说的是谁。如果上溯人类历史，除了耶稣基督和其他几位宗教创始人，我想象不出还有谁能如此直接地以一己之力影响整个世界。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世界近代史的起点正是他倡议的《圣殿山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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