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围城之战 （21）大战在即

第五章 围城之战 （21）大战在即 (第1/2页)

午后连着下了两场瓢泼大雨。
　　
　　那雨不是从天上落下来的，而是从天上倾倒下来的，像无数桶水被无形的巨手泼向大地。雨点砸在屋顶的铁皮上，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砸在街道上，溅起半米高的泥雾；砸在伊洛瓦底江的江面上，把整条河都砸成了沸腾的灰色泥浆。天地之间只剩下一片白茫茫的水幕，连十米外的房屋轮廓都模糊不清。
　　
　　湿闷总算消退了些。
　　
　　但那是一种虚假的、带着寒意的凉爽。雨水带走了空气中的热量，却带不走地面下蒸腾的湿气。墙壁在渗水，地板在返潮，军服贴在身上像一层冰冷的、活着的皮肤。疟疾的孢子在这样的环境里狂欢，它们在积水的坑洼里繁殖，在蚊子的血液里旅行，在下一个黎明寻找下一个宿主。
　　
　　天色已近日落黄昏。雨停了，但云层没有散，只是从浓黑变成了灰褐，像一块被反复漂洗过的脏布，低低地压在密支那城的上空。西边的天际线上，夕阳试图从云层的缝隙中挤出最后一缕光，但那光也是浑浊的，带着铁锈般的暗红色，像一道正在愈合又再次撕裂的伤口。
　　
　　丸山房安这会心情复杂地站在二楼窗户边。
　　
　　他的寓所在城内一座两层砖木结构的楼房里，原先是英国殖民时期某个茶叶商人的私宅，有着宽大的回廊和雕花的百叶窗。但现在，回廊上堆满了沙袋，百叶窗被木板钉死，二楼这个房间被改造成了临时指挥部，墙上挂着密支那周边五万分之一地形图，图上插满了代表兵力部署的小旗——红色是日军，蓝色是他想象中的敌军。
　　
　　他望着远处浑浊的江水。伊洛瓦底江在暴雨后变成了黄褐色，像一条巨大的、流动的泥石流，带着上游冲刷下来的树木、房屋残骸和不知名的尸体，缓缓向南流去。江面上偶尔漂过一块木板，一只翻覆的渔船，或者一头膨胀的、四肢朝天的水牛。这是雨季的常态，也是这座城市的常态——被水淹没，被水滋养，被水遗忘。
　　
　　他用一块软布擦拭着军刀。
　　
　　那是一把家传的九八式军刀，刀柄缠着白色的鲛鱼皮，刀镡是樱花形状的铜饰，刀鞘是深棕色的漆皮，上面有着细密的裂纹，像老人的皮肤。刀身长七十厘米，刃口有着美丽的波浪纹，那是手工锻打的痕迹，每一道纹路里都藏着某个铁匠的呼吸和汗水。
　　
　　这把刀杀过中国人，杀过英国人，杀过缅甸人。在淞沪，在南京，在马来亚，在缅甸。刀身上的血迹早已被擦拭干净，但丸山房安总觉得，那些血已经渗进了金属的纹理里，在月光下会泛出淡淡的红色。
　　
　　他完全没料到中美联军竟然徒步翻越库邙山，一举袭占西机场。
　　
　　这个“没料到“像一根刺，扎在他的自尊里。库邙山——那座被当地人称为“鬼门关“的山脉，海拔两千多米，终年云雾缭绕，瘴气弥漫，连最勇猛的克钦猎人都不会选择在雨季前穿越。他曾经在地图上研究过那条路线，结论是：不可能。没有人能从那个方向来，除非他们是飞鸟，或者鬼魂。
　　
　　但亨特的“劫掠者“们既不是飞鸟，也不是鬼魂。他们只是一群疲惫的、饥饿的、带着疟疾和伤口的士兵，用十五天的时间，在原始丛林里砍出一条路，像一群沉默的蚂蚁，爬过了他认为不可逾越的天险。
　　
　　当时他正在跟爱田子纠缠着不准人来打断。
　　
　　他想起那个午后的细节——爱田子的和服被扯开了一半，露出苍白的肩膀和锁骨；她的头发散乱，嘴里发出那种介于痛苦与欢愉之间的、令他着迷的声音；他的军刀就扔在榻榻米旁边，刀鞘与刀身分离，像一对被拆散的恋人。井川永在门外报告了三次，第一次是说北机场遭到空袭，第二次是说西机场方向有枪声，第三次……第三次他没有听见，因为他的耳朵被爱田子的喘息填满了。
　　
　　完事后得报敌军开始空降，他才意识到犯了大错。
　　
　　那种意识像一盆冰水，从头顶浇下，让他瞬间清醒，又瞬间坠入更深的混沌。他推开爱田子，赤身裸体地冲到窗前，望着西机场方向——那里有天光，有引擎声，有白色的降落伞像蒲公英一样飘落。而他还光着身子，手里握着一把没出鞘的刀。
　　
　　辻政信一直担心的事情果然发生。
　　
　　那个疯子参谋，那个在“斗转计划“中试图策反重庆政府的阴谋家，那个即将赴任缅甸的“豺狼“。他在离开南京前给丸山房安发过一封密电，措辞谨慎但意思明确：“谨防敌军迂回密支那，库邙山方向不可忽视。“丸山房安当时嗤之以鼻，认为辻政信是在危言耸听，是在为即将到来的履任制造紧张气氛，是在显示他的“先见之明“。
　　
　　现在，辻政信的先见之明变成了丸山房安的耻辱。
　　
　　丸山房安把军刀平举到眼前，对着窗外昏暗的天光，检查刀刃上是否有锈迹。
　　
　　他的大脑在飞速运转，像一台被雨水打湿但仍在运转的精密仪器。羞愧是多余的，愤怒是危险的，只有计算才能救命。
　　
　　驻守西机场的守备队显然已全军覆没。平井中队长没有发来任何消息，通讯中断已经超过二十四小时。以平井的性格，如果还活着，如果还有一兵一卒，他会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最后一个人。沉默意味着死亡，彻底的死亡。
　　
　　目前城内兵员有千余人。
　　
　　这个“千余“是模糊的、充满水分的。真正的战斗兵可能只有七百左右，其余是后勤人员、通讯兵、宪兵、以及那些不可靠的缅甸国民军——那些人今天可以为日本人站岗，明天就可以为美国人带路。但丸山房安不会把这些数字写进报告里。在军队的数学里，一千和七百之间，隔着一道名为“士气“的深渊。
　　
　　半月前，他做了那个决定。
　　
　　步兵中队、军旗中队、山炮中队、机枪小队和修补工事的工兵、铁道兵——所有能调动的部队，全被他提前派进射击场和西打坡挖好的地下工事掩体和地堡内藏匿。那些工事是半年前就开始修建的，按照“持久战“的标准设计：地下三层，钢筋混凝土顶盖厚达一米五，通风口伪装成灌木丛，射击孔对着所有可能的进攻方向。
　　
　　从西、北两个方向拱卫市区核心的兵营主阵地，坚守一阵问题不大。
　　
　　“一阵“是多久？三天？一周？一个月？丸山房安不知道。他只知道，在援军到达之前，这些地下工事是他唯一的筹码。他把兵力藏起来，像赌徒把最后的筹码压在桌底，等待对手亮牌。
　　
　　目前只有南边火车站守备力量比较单薄。
　　
　　那是他的软肋，他的阿喀琉斯之踵。火车站是密支那的南门，是伊洛瓦底江航运与铁路的交汇点，是日军第18师团历次调动的主要通道。但他没有多余的兵力去加强那里，只能在昨晚让宪兵分遣队带着不太靠谱的缅甸国民军去增援。
　　
　　身边只留下联队直属队和通讯中队等300余人机动应对。
　　
　　300人。一个加强中队的规模，却要应对可能从任何方向袭来的敌人。丸山房安知道这个数字有多可笑，但他不能在部下面前表现出任何动摇。他是联队长，是这座城市的最高军事长官，他的信心就是士兵们的信心，他的恐惧就是士兵们的恐惧。
　　
　　所以他昨天忍住了冲动。
　　
　　他没有派兵去反攻西机场，没有在第一时间组织敢死队去夺回跑道，没有像某些热血的年轻军官建议的那样“玉碎突击“。他按兵不动，以麻痹对手，避免暴露兵力不足的短板。
　　
　　这个决定在当时是痛苦的，像把一颗牙齿生生拔掉。每一分钟，他都能想象西机场上的敌人在加固工事、在卸载物资、在迎接增援。每一分钟，他都能听见部下们疑惑的窃窃私语：“为什么不去打？““联队长怕了吗？“
　　
　　但他忍住了。
　　
　　这样其实也冒很大风险。等于把西机场控制权拱手让给来袭敌军，被迫采取被动防御态势。在陆军大学的教科书里，“被动防御“是仅次于“溃退“的耻辱。但丸山房安知道，在兵力不足时贸然进攻，是更大的耻辱——全军覆没的耻辱。
　　
　　而敌军一部今天午后冒雨向北机场和西打坡发起进攻。
　　
　　消息是半小时前收到的。北机场的守备队报告，遭到敌军从东北方向的攻击，兵力约一个营，配有山炮。西打坡的地下工事也遭到渗透，有敌军小队在阵地边缘活动，似乎在侦察。
　　
　　防守部队按他指示暂避锋芒，放弃地面据点，藏身地堡内再伺机反攻。
　　
　　这是他的战术核心——“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让敌人占领表面阵地，让他们以为胜利在望，让他们放松警惕，然后在夜间、在暴雨中、在他们最疲惫的时候，从地下涌出，像一群从坟墓里复活的幽灵。
　　
　　战斗机队也提前安排撤到八莫。
　　
　　那是另一个痛苦的决定。密支那的空中力量本来就不足，一个中队的“隼“式战斗机，是这座城市的眼睛和牙齿。但北机场跑道被炸，西机场失守，剩下的临时跑道在暴雨中无法起降。与其让飞机在地面上被炸毁，不如让它们飞到八莫，保存实力，待夺回北机场再返回助战。
　　
　　眼下敌人从哪个方向袭来已不重要，兵力有多少更不清楚。
　　
　　丸山房安望着地图上那些蓝色的箭头——参谋们根据零星情报标注的、想象中的敌军进攻方向。东、南、西、北，到处都是箭头，像一群指向心脏的匕首。但那些箭头大多是猜测，是恐惧的投影，而不是真实的情报。
　　
　　主要问题是密支那城内留存的武器弹药不足。
　　
　　这是致命的。地下工事里的弹药储备，按标准只够支撑两周的激烈战斗。手榴弹、****、机枪弹、步枪弹……每一项都在清点，每一项都在减少。要想长时间守住，困难重重。
　　
　　除了尽快把外调的部队收回，还得需要更多援军和物资。
　　
　　他一早便下令瓦扎的第2大队回援。那个大队有五百人，是他在密支那城外最成建制的部队。还有暂设在那里的野战医院中基本康复的士兵——那些断腿的、瞎眼的、烧伤的、疟疾初愈的，只要能拿起枪，就让他们回来。
　　
　　再给师团长田中新一和第33军司令部分别发去十万火急电报。
　　
　　电报的措辞是他亲自拟定的，每一个字都经过推敲：“中美联军已突袭至密支那，西机场失守，北机场遭袭，局势危急。恳请速调援军及弹药，否则密支那恐难坚守。“他没有用“玉碎“这个词，没有用“全体战死“这种激进的表述。他要的是援军，不是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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