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围城之战（28）抚恤待遇

第五章 围城之战（28）抚恤待遇 (第1/2页)

亨特待杨希真登记完，才跟二人讲到底都发生了什么。
　　
　　他的声音像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带着一种被砂纸打磨过的粗糙。他站在三具裹尸袋旁边，军靴陷在潮湿的红土里，像一位正在宣读判决的、疲惫的法官。
　　
　　今天一早，至少一个大队的日军突然从北机场和西打坡之间的一条隐蔽小道插了进来。
　　
　　那条小道不在任何地图上。它是一条克钦猎人踩出来的、在雨季会被淹没的、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羊肠小径。日军的情报员——也许是八江正吉的人，也许是某个被收买的缅族向导——发现了它，然后像一把尖刀，从K、M两纵队的结合部刺入。
　　
　　藏匿在西打坡地堡内的日军也突然杀出。
　　
　　那些地堡是丸山房安半月前就布置好的，像一群潜伏在土壤深处的、冬眠的毒蛇。它们在地下等待了太久，等待联军占领表面阵地、放松警惕、然后——从背后涌出。士兵们从隐蔽的出口爬出，身上带着泥土和霉味，像一群从坟墓里复活的幽灵对中美联军发动反击。
　　
　　那不是普通的反击，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近乎残忍的狩猎。日军的机枪从三个方向同时开火，掷弹筒在人群中炸开，刺刀在雨雾中闪烁。K纵队的残余——那些还在疟疾和疲惫中挣扎的士兵——像被收割的麦子一样倒下。M纵队的防线被横向切断，麦基的指挥所与前线部队失去了联系，疲劳过度亦不熟悉地形的K、M两纵队抵挡不住日军迅猛夹击攻势。
　　
　　他们太累了。半个月的山地行军，三天的激战，两夜的露宿，没有热食，没有净水，没有睡眠。他们的眼睛布满血丝，手指因为握枪而痉挛，双腿因为跋涉而颤抖。他们不熟悉这片地形——那些起伏的丘陵、那些隐蔽的沟壑、那些看似平坦实则泥泞的稻田——而日本人熟悉，因为这里是他们的占领区，是他们的“主场“。
　　
　　相互间联络线遭横向切断。
　　
　　电台被雨水泡坏了，信号弹在雨雾中看不见，传令兵在混乱中迷路。各连队各自为战，各排各自为战，各班各自为战，最后每个人只为自己而战。那种混乱不是溃败，而是比溃败更可怕的、一种被彻底孤立的绝望。
　　
　　激战半日，被迫撤退到西机场以北大约7公里的查帕堤村寨后再集结据守。
　　
　　查帕堤是一个克钦人的小村寨，十几间竹屋，一圈篱笆，一口水井。它没有任何战略价值，除了一个——它还在联军控制区内，它还在西机场的“后方“。麦基选择这里作为集结点，不是因为这里易守难攻，而是因为这里是他能到达的、最远的、还不属于日本人的地方。
　　
　　北边阵地丢失，导致前功尽弃。
　　
　　北机场。西打坡。所有用鲜血换来的、用尸体铺就的、用希望支撑的阵地，在一夜之间全部丢失。就像一个孩子花了整个下午堆起的沙堡，被潮水轻轻一舔，就化为乌有,劫掠者们的士气跌至谷底。
　　
　　那不是普通的低落，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对战争本身的怀疑。他们曾经是“劫掠者“，是史迪威的骄傲，是盟军中的精锐，是“能完成不可能任务“的传奇。但现在，他们只是一群疲惫的、生病的、被抛弃的、在异国他乡的丛林里等死的年轻人。
　　
　　麦基收拢了部队，布置好防御工事，把重伤员先送到西机场野战医院来救治。
　　
　　他自己做主安排88团留守查帕堤，准备让完全透支的劫掠者们先撤下来轮换休整。
　　
　　“自己做主“——这个词在军队里意味着“违抗命令“或“填补空白“。麦基没有等待梅里尔的批准——梅里尔已经不在了，被送回沙杜渣，可能永远不会再回来。他也没有等待麦卡蒙的指示——麦卡蒙还在熟悉情况，还在对着地图发呆。他做了他必须做的决定，像一位在沉船上指挥弃船的老船长。雄狮他们则是昨天深夜就被紧急送来的，不是战亡。
　　
　　亨特说这句话时，声音突然变得尖锐，像一根被拨动的琴弦。他的眼睛盯着那三具裹尸袋，盯着金尼逊露出的金色头发，像一位正在努力说服自己的、偏执的证人。
　　
　　当时三人情况已很严重。面色潮红——那不是健康的红润，而是高烧的、近乎发紫的暗红，像被煮熟的虾。眼球结膜充血——眼白变成了完全的红色，像两颗被血浸透的玛瑙，看不见瞳孔，看不见眼神，只有一片令人恐惧的、空洞的赤色。全身出现大片充血状的红斑——从胸口蔓延到四肢，像某种被泼洒的、正在扩散的颜料。说是用了防疟药，一直无效。奎宁,氯喹,阿的平,所有能搞到的抗疟药都用了，但热度不退，红斑扩散，意识模糊。随队军医束手无策，只能紧急后送，希望在野战医院能找到答案。
　　
　　西格雷夫一眼认出他们感染的不是疟疾，而是有缅北丛林杀手之称的斑疹伤寒。
　　
　　老医生只看了一眼，就做出了诊断。他的手指搭在金尼逊的颈动脉上，感受着那微弱而快速的脉搏，然后翻开他的眼睑，检查那片令人恐惧的赤色。
　　
　　“斑疹伤寒，“他说，声音像一块石头落入深井，“立克次体。虱子传播的。不是蚊子。“
　　
　　很可惜，三人已错过最佳治疗期。
　　
　　斑疹伤寒的最佳治疗窗口是发病后的72小时。金尼逊他们——在丛林里跋涉时就已经被感染，但症状被误认为是疟疾，被当作疟疾治疗，浪费了宝贵的时间。等到红斑出现、等到意识模糊、等到心力衰竭，抗生素——即使是新发明的大剂量氯霉素——也已经无力回天。
　　
　　抢救了一晚，用了大剂量的抗生素，也回天乏术。
　　
　　西格雷夫和格林德利医生轮流进行心肺复苏，按压金尼逊的胸口，直到肋骨发出断裂的声响,整个身体像一台耗尽燃料的机器，每一次心跳都更微弱，每一次呼吸都更浅，直到——那条曾经记录过无数战役的、平稳的心电图——变成了一条直线。
　　
　　末了，为了避免传染，得尽快把他们烧掉。
　　
　　斑疹伤寒的病原体可以在尸体中存活数天，通过接触、通过空气、通过任何可能的途径传播。在野战条件下，没有深埋的条件，没有冷冻的设备，火化是唯一的选择。西格雷夫下达了这个命令，声音里没有感情，只有专业的冷静。
　　
　　布林德再了解到，雄狮他们几个有针头恐惧症的劫掠者，越洋出发前拒绝打任何疫苗。
　　
　　这是一个荒谬的、令人心碎的真相。金尼逊——那个在橄榄球场上冲锋陷阵的“雄狮“，那个在诺门坎面对苏军坦克都不退缩的硬汉，那个在巴丹半岛的死亡行军中活下来的老兵——害怕针头。不是害怕子弹，不是害怕刺刀，不是害怕死亡本身，而是害怕那根细细的、闪着寒光的、刺入皮肤的金属管。
　　
　　他和另外几个“劫掠者“——瑞恩、科洛、以及另外两三个已经阵亡或失踪的士兵——在出发前的体检中，拒绝了所有疫苗注射：伤寒、霍乱、鼠疫、斑疹伤寒。他们签署了免责声明，像一群在赌场里押上全部筹码的赌徒，赌自己不会被感染，没想到竟不幸因此染病身亡。
　　
　　布林德听着，感到一种奇异的、近乎荒诞的愤怒。他想笑——那种疯狂的、歇斯底里的笑——笑命运的捉弄，笑战争的荒谬，笑人类在死亡面前的、那些微不足道的、可笑的恐惧。但他没有笑。他只是站在那里，望着金尼逊的脸，望着那道被死亡抚平的、曾经的皱纹。
　　
　　梅里尔指挥官刚病倒，这又折损一员得力干将。
　　
　　他叹了口气，那口气像是从肺底挤出来的，带着所有他无法言说的疲惫和愧疚。他拍着异常沮丧的亨特肩膀，动作像一位父亲在安慰一个失落的孩子，又像一位刽子手在安抚一个即将赴死的囚犯。
　　
　　“出去走走。“
　　
　　亨特跟布林德出来，没走多远。
　　
　　他们穿过野战医院的帐篷区，穿过那些**的伤员和忙碌的护士，穿过堆积的弹药箱和燃烧的篝火。他们走到一片空地的边缘，那里有一棵被炮弹削掉半边树冠的榕树，像一位正在举手投降的、残缺的士兵。
　　
　　终于，亨特忍不住抱着头，痛苦地蹲下。
　　
　　他的动作很突然，像一位被无形的拳头击中腹部的人。他双膝跪地，双手抱头，手指插进灰白的头发里，像要把头皮撕下来。他的肩膀在剧烈颤抖，像一台正在过载的引擎，发出无声的、令人心碎的轰鸣。
　　
　　他难过了一阵。
　　
　　那“一阵“是多久？一分钟？五分钟？十分钟？布林德不知道。他只知道，在这段时间里，亨特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没有哭泣，没有咒骂，没有祈祷。只有那种剧烈的、近乎痉挛的颤抖，像一位正在经历分娩痛苦的产妇，又像一位正在从深渊里往上爬的、溺水的人。
　　
　　然后，亨特猛地用力一抬头。
　　
　　他的动作很剧烈，像一位正在挣脱某种无形束缚的囚徒。他仰望天空，脖子上的青筋暴起，像一条条蠕动的蚯蚓。他的眼睛睁得很大，望着那片被云层切割成碎片的、灰蓝色的天幕，像一位正在寻找某种不存在的答案的、绝望的哲学家。
　　
　　让眼泪不至于淌出来。
　　
　　“妈的，“他说，声音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带着一种被强行压制的、近乎破碎的愤怒，“他说他不怕死。死在战场，总好过在牢里作囚徒浪费光阴！“
　　
　　布林德一旁喃喃附和说：“我知道，我知道。“
　　
　　他的声音很轻，像一片落叶飘进风里。但他真的知道吗？他知道金尼逊在内华达的监狱里度过了两年吗？他知道那两年里，金尼逊每周给他母亲写一封信，但从未收到回音吗？他知道金尼逊在报名参军时，对招募官说的第一句话是“我需要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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